。共产党执政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一党独大，缺少透明度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不同思想观念的争论，此起彼伏。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公社化碰壁。庐山会议，党内争论升级，社会矛盾加剧出了不少问题。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重新发表早期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再三强调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他们按照苏联模式，从上到下打造了一套严密的党团组织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和官僚政府机构，逐渐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在那个年代，党委书记、地方官员就是党的化身，就是土皇帝，不服从领导，不听从指挥，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找个理由，说句话就能把人送进监狱。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亲戚有什么历史问题，犯过什么错误，政审不合格，学习成绩再好也不能上大学，甚至找工作、就业都很困难。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极坏，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对刘少奇本人而言，其儿子刘源曾经讲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把党性、组织纪律性看得比较重，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包括周总理、张闻天、康生、**、邓小平等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是这样，众星捧月，维护毛主席的权威。但是，他们不像毛主席那么有棱有角，敢做敢为，富有挑战精神和浪漫情怀。比较而言，他们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行事风格和工作方法也稍逊风骚，似乎有几分理想主义，机械照搬，墨守成规的情愫。看重的是权力、威严和政治策略，而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缺乏毛主席那种：挟民众以令诸侯的伟大气魄，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那个时代，中共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有苏联背景，或留学受训，或进修取经，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经济领导人、技术干部，受苏联体制影响很深，对苏联人搞得那一套比较熟悉，会操作会运用。不少人从骨子里就崇尚权力，崇尚官本位，缺少科学民主思想和作风。有些人善于逢场作戏，跟风赶潮流，上行下效号令天下，为保官位，拉帮结伙，欺上瞒下，假话、空话满天飞。基于上述原因和时代背景，如果他们执政掌权说了算，肯定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抛弃苏联模式，轻易进行改革。也不会开放党禁、报禁，放弃中央集权统治，推行民主制度。因为有苏联背景，对苏联模式难以割舍，执政者或许还会改善中苏两党、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难兄难弟，停止争论，重归于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在进步，人民在觉醒，到头来说不定也会像苏联那样轰然解体，社会重新整合，创建新体制，呈现新气象。
从另一方面看，庐山会议之后，国内气氛反常，党内出现分歧，派系之间的争斗和社会矛盾逐渐升级。一些冤假错案，不合时宜的错误政策并没有甄别纠正。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纠正左倾错误，为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摘帽。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公开宣称：“其它人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此时，毛主席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言外之意，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对他的政治审查还没有结束。彭德怀倔强、耿直，不喜欢别人对他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按照他的性格、脾气和行事风格，决不会心甘情愿背黑锅，总会讨个公道，要个说法。从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看，当年，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柯庆施、康生、***等一些高级干部都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也是大跃进、公社化的支持者和推行者。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诡秘多变，很复杂也很微妙。既有相互合作利用，也有争吵和分歧，党内党外派系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稍有闪失就会坠入漩涡。
新中国成立之前，乱世之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天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几十年的奋斗，区域不同，人员构成，各自的经历和组织关系都不同。根据地有根据地的那一套，白区地下工作也有白区的特点和人事关系。一路走来逐渐形成关系网，构成山头，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势力范围。战争年代打日本人，打老蒋，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目标明确，想法一致。派系之间即便有矛盾有分歧，吵吵闹闹也是次要矛盾，大家都能相互谅解，不会过分计较。以大局为重，齐心协力共同对敌。
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有职有权有地位，名利双收颇有吸引力。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出生入死，建国有功，创业有贡献。局势变了，思想观念，个人追求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下的这股政治势力原本就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即便是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综合素质，思想境界也不是很高。小农意识浓郁，自私狭隘，眼光短浅。受传统文化影响，体制使然，一些人常常会闹地位，争权夺利，相互攀比，拉帮结伙，争风吃醋互不服气。有纠葛，有分歧，相互争斗，互告御状。这样一来就埋下了滋生危机的隐患和伏笔。届时，温度适宜就会裂变。矛盾激化，轻则党内斗争，你下台我上台，排除障碍。重则反映到社会上，被别有用心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