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操纵利用，引起社会动乱，执政者若是抗不住，动用军警（如****）就是很大的麻烦。一旦恶化，发生“武化革命”，亲苏派或许会得到苏联人的帮助和支持。虽说彭德怀、贺龙等没有正宗的黄埔师生关系，也不是朱毛红军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功臣，如果社会出现动乱，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再者，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经过整治、改组获得了新生。他们以“毋忘在莒”为座右铭，时机成熟，便会顺势而为，反攻大陆。这不是危言耸听，文化大革命之前面临的局势就是这等状态。潜在的危机与激化的苗头交织在一起，处置不当就会爆发。
党政内部人事关系不正常，有分歧，有斗争，矛盾复杂多变，存在不安定的因素和被激化的苗头。意识形态领域，文化界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大有人在。传统文化掺杂着糟粕文化，常常与西方现代文化发生碰撞，激起的火花时隐时现。文人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争了几十年。他们之间的争斗更复杂，更冷酷，正所谓：文人相轻，幕后搞鬼。咬人不露齿，急来抱佛脚。有些所谓的学者、专家，在学术、理论、专业技术方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没有什么建树，却喜欢拉大旗作虎皮，把科学、民主、自由、博爱当装饰品，热衷于官场游戏，拍马溜须，给官僚政客当幕僚、帮办和掮客，出谋划策像个师爷。今天指责张三，明天批判李四，你争我夺窝里斗。不讲诚信，没有骨气，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和风范。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小。
那个年代，既是一个充满激情，努力进取的时代，也是一个事态多变，引发争论，矛盾繁杂，令人迷惑的时代。其时，中国七亿人口，五亿是农民，经济落后，物资匮乏。陈旧的思想观念，封建社会遗留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彻底改变。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朴实、憨厚携带着愚昧、愚忠和盲从。小农意识浓郁，狭隘自私。上行下效，人云亦云跟风随大流；寄希望于清官、圣人，崇尚官本位，善于依附别人，缺少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奋斗精神是他们的基本特征。政治体制先天不足，社会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变数。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既不平衡也不协调。向现代化文明社会迈进，中国面临一场新的变革和考验。
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斗争升级，社会矛盾加剧，体制方面的隐患逐渐扩大蔓延，激化的苗头悄然增长。就像一个人得病、生疮长瘤子，随时都会发生病变。如果不及时诊治，就会化脓溃烂。病情加重，处置不当必然带来危害，弄不好殃及整体，甚至搭上性命。如此这般，文化大革命看上去给社会带来动乱和麻烦，伤害过一些好人，是坏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看，从本质上讲，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政府机构；公开亮相党内斗争内幕，暴露了党和政府的阴暗面，把明争暗斗变为公开辩论。破除迷信、消除隐患迫使那些带来不安定因素的能量提前释放，敦促人们醒悟、反思，洗心革面改变旧观念，提高了人们的科学民主思想，促使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弱化了官本位，对政府官员、执政者，是震慑，是忠告也是一种鞭策。总体而言，文化大革命有得有失，完全否定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