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高产棉田的背后
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自身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当地棉农基本上就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为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 8000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Solidaridad中国首席代表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充当童工的角色，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2008年11月，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2008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2009年的不到5元。
美国作家、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多纳拉·梅多斯在她生前最后一本著作Leverage Points——Places to Intervene in a System中，表达了她对于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忧虑：仅靠一遍又一遍地描述未来的美好前景，对于改变当下处境没有帮助；现实难点在于如何打破既有的社会系统下的利益分配方式，在过于强调逐利的上百年的商业历史中，这种方式已经被不断固化成为一块坚冰。而要打破坚冰，必须找到那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撬点”。
改变新疆棉田、海南林业、东北大豆产业的撬点，并不在当地的土地上，而在远在万里之外的供应链最下游。
2003年前后，中国公众曾掀起对血汗工厂的舆论讨伐。耐克、沃尔玛、苹果、迪士尼曾先后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迄今为止，仍不断有跨国公司传出劳工丑闻，但正是从那时起，劳工权益成为跨国公司供应链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在沿海城市，“验厂”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订单执行的第一个环节。一度曾有人担心，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让跨国公司离开中国寻找新的代工基地，从而带来失业和社会福利的整体下降。但后来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意公司和产品的社会责任“含量”，劳工待遇和工厂创造的附加值得到了提高，跨国公司也开始把社会责任、环保和其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新的竞争力门槛。这是一个通过撬点改变社会系统的成功例子。
环境生态与供应链社会责任
现在，通过供应链回溯社会责任的运动，正在从劳工权益转向范围更广的环保、公平贸易和社区回馈。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一些政府部门、商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正尝试用微小的撬点撬动横贯南北两半球的全球供应链。传统上，来自南美的大豆比中国大豆更廉价，但这种廉价是建立在转基因技术，以及对热带雨林的肆无忌惮的破坏之上的。大豆可持续发展圆桌论坛（RTRS）在欧洲正掀起一场运动，大豆贸易商和零售商因为从破坏亚马逊雨林和塞拉多稀树草原等重要保护地的生产者那儿购买大豆而遭到抨击。同样，南美的一些大豆生产部门也因为砍伐森林、非法占用公共土地、将小农场和土著居民的土地用于生产大豆及违反劳动法等行为而遭到谴责。
大豆的“蝴蝶效应”
近10年来，中国大豆主产区之一的扎兰屯气候一直处于异常状态。以2009年为例，春季到6月，干旱少雨，市里组织抗旱。6～7月，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雨，抗旱变成防涝，随即又是一个月的干旱——尽管扎兰屯终于下了雨，干旱还是袭击了内蒙古的中西部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2009年中国大豆减产已成定局。
在非政府组织的眼里，关于大豆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亚马逊盆地拥有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