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在讲他的寓言的时候，至少忽略了两点。首先，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以“公地的悲剧”为例，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更大，牧民会多养几头牛，他购买牛犊的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牛犊要长大，就必须吃草，这些草也是“生产”一头牛的成本，只不过这个成本是无须他本人承担的社会成本。“公地”尽管能够“免费”承担养一头牛的社会成本，但其承担成本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在其承担能力允许值以内，“免费”的假象一直维持着，让牧民以为“生产”一头牛的成本只是购买牛犊的费用和自己付出的劳动，直到“公地”因过度放牧而无力承担生产每头牛的社会成本，这个隐性成本才被意识到。“私人的恶德”要想通过“看不见的手”转化为公共的利益，不能以暂时免于支付的社会成本当做私人的“收益”，损害社会成本的支付能力，使整个公共利益减少甚至衰竭。
曼德维尔忽略的第二点是，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清新的空气、和睦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得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比如一个人拥有一片林地，他可以通过木材销售来获得收益。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还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净尽，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也许你会说，砍伐这片林地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几乎看不到，公共利益谈不上受到了损害。在“公地”上放牧的人也都是这么想的：我多养一头牛对草场的损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这就是导致“公地的悲剧”的逻辑之一。哲学上把这种逻辑称为“秃头怪论”。一个人掉一根头发不可能变成秃子，掉两根、三根、四根……都不可能使一个人成为秃头，所以掉一根头发不是成为秃子的原因。至少你不能准确地说出人掉到哪根头发才成为秃子，所以任何一根掉落的头发对一个人成为秃头都不负有责任。
无论是曼德维尔的蜜蜂，还是在“公地”上放牧的牧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虽然与其他个体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但他们都自认为唯一的责任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对他人和环境负不了也无须负责任。他们只把私人财产（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当做是自己的财富，把私人成本当做是成本的全部。
新“蜜蜂寓言”
“公民”是一个外来语，起源于古希腊。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与之相对的，当然就是不属于城邦的人，即“非公民”——“客居者”、“奴隶”、“异邦人”，指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中不拥有身份和资格、对城邦事务没有责任当然也没有参与权利的人。他们即使生活在城邦里，也是与城邦毫无关联的人。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作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在其著作《茧经济：通向“企业公民”模式的企业转型》中，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约翰·埃尔金顿认为，今天，有两种力量正在驱动着企业的变革。一种是新兴的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观标准，另外一种则来自于日益为客户和市场所要求的“三重盈余”议程，它是指企业要关注经济繁荣、环境再生和社会公正三个维度的事情。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和影响规模，作者还把全球的公司分为蝗虫、毛虫、蝴蝶和蜜蜂四种类型。对于处于变革期的公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