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企业公民？
1999年，壳牌（中国）公司率先发布中国企业界第一份企业公民报告书。2003年8月，21世纪报系于2003年8月在上海召开企业公民圆桌会议，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明确以“企业公民”为主题的会议。自2004年开始，21世纪报系每年举办“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评选”活动，通过征集一系列具有榜样意义的企业最佳实践案例，不但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企业，为中国成功企业树立了新的标杆，也使得企业公民逐渐取代此前流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提法，被商业界广泛接受。
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之争，在这不同提法的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尽管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企业公民开始被商业界使用，美国强生、飞机制造商麦道和著名零售商戴顿·休斯敦等知名大公司纷纷在其商业行为中贯穿“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的理念，但是这一概念的流行还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1996年，“企业公民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举行；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设立“罗恩·布朗企业公民总统奖”，每年评选一次；1999年，美国国务院为推动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践企业公民行为，设立了旨在鼓励全球企业公民的“企业杰出奖”。这些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公民理念在全球商业领域的传播。
对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学术圈比实业界更加关注和热衷，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企业公民理念在21世纪的被接受路径恰恰相反：它始于企业在实践中的运用，后来在政府的推动下才受到学术圈的关注。事实上，企业公民不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大旗”下的又一个时髦“新词”。它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融合产物，更将企业放在社会生态大环境下进行考察，视其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同为社会组织单元之一，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并将企业社会责任从一种自愿行为扩展成为公民观下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企业公民直接触及了企业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并通过对其外延的扩展，使企业公民思想突破地域和文化界限，张扬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企业公民”理念。企业公民思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继承、发展和突破，使这一理念被赋予了更深广的时代内涵，具有更丰富的思想性和更强壮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舶来品，企业公民在中国还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全新含义。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缺乏公民思想，人们更热衷于谈论责任而忽略与责任相关的权力、利益和能力等问题，而社会传统中的过度道德化倾向往往容易导致伪善和泛道德判断。因之，如果把企业公民从责任的传统祭坛高处拉下来，将其还原为一种新商业情境下的企业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者平衡管理的核心竞争能力，有着更现实的意义和迫切性。奥斯卡·王尔德说过，缺德的人被指“道德低下”时往往无动于衷，但低能的人对“低能”的指责往往会极其敏感。当一件事被认为是邪恶的时候，做这件事的人很可能乐此不疲；只有当这件事被普遍认为是庸俗和低能的时候，做这件事的人才可能停止不做。
同样的道理，当企业社会责任被作为好事来提倡时，感兴趣的企业可能不多；只有当企业普遍意识到缺乏责任感是由于企业缺乏商业模式想象力，而成为企业公民是商界“优等生”的重要标志，缺乏社会责任感是“差等生”特征的时候，承担社会责任才可能作为一种竞争方式在商界流行开来。
事实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企业公民，仅凭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确需要一种非修炼不能获得的能力，远不是捐款捐物那么简单。郭士纳在谈到企业如何将“支票簿慈善活动”转变成对社会问题“实施真正的变革”时说：“如果美国所有的公司都能够思考，如何将这种独特的技能和资源应用到解决社会问题上，那么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可能会是110亿美元现金捐款的很多倍了。”他赞同这样的观点：“公司可以通过把社区的需要视为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从而实现把社会责任转换为社会创新。”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像是利用一个对公司很有必要的商业机会。它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计划？我们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把工作做好？我们如何确保获得可测度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实施一次活动而已？”
这就是说，公司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需要价值创新的能力——发现、识别需求并创造独特运行模式的能力，并且凭着卓有成效的管理能力，为社会同时为企业创造丰厚的价值。一个只是靠投机、压榨员工和上下游、逃避支付社会成本来赢利的企业，必定是一个没有创新能力，既无独到的经营战略和商业模式，也无管理能力的企业。正如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解释为什么不赚取暴利时所说，赚取暴利不仅有违法律和道德规范，而且是在暗中损害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能力，不道德的钱比干净的钱容易赚，但你同时是在把公司的管理人员“培养”成没有经营和管理能力的人。
《高绩效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柯维指出，责任（Res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