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之后，社会经济和物质生产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开始脱离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宽松自由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使得企业在抵御风险能力提升的同时，逐步开始有能力追求和实现利润之外的目标。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人类作为物种进化的10万年间，90%的历史都处在相对简单的经济状态。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一个部落人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50美元，大概在100美元左右；1750年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还不到200美元。换言之，人类社会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增长到150美元，用了97000年；从150美元增长到200美元，用了2750年；最后，从200美元增长到6600美元（当今世界人均年收入），只用了250年。物品方面的增长更是惊人，一个生活在1000年前的部落人的库存单位（SKU，Stock Keeping Units）是300，而今天居住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民的库存单位是100亿，增长了将近3300万倍！生产力释放和物质的丰裕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以人均寿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少有人能活到40岁，1929年美国人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可是到今天，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增长到70岁，是他们曾祖父辈的两倍！
事实上，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丰裕社会时代，只占据已有人类历史的0.25%。1969年，时任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的克里斯滕森说：“鉴于我们已经掌握了经济增长的奥秘，所以我们应该将注意力从生产转移到教育和环境之类的质量提高等问题上来。”正如古人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一个富庶社会里，企业公民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对商业界的普遍要求。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生产规模和能力的增加，企业的权力愈加扩大。尤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权力取代政治权力，公司享有超越政府的话语权，公司管理者的行为权限和自由度日益膨胀，形成超级寡头式的资本主义力量。1929年，200家最大企业拥有了所有公司财富的49%，一些超大型垄断企业进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操纵政治。以美国J·P·摩根在1901年以卡内基钢铁公司为基础合并10家钢铁公司组成美国钢铁公司为例，这家巨型企业拥有的现金甚至可以应付美国政府1880年度的所有开支。此外，企业对于利润的单极追求，也导致其不择手段地对社会施加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并转嫁成本，如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种族主义、工伤、职业病、环境污染、不公正交易、产品质量不安全、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等等。消费者一方面在享受丰裕社会的成果。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更加严重的消费主义危机，因而对于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尤其是对其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而将成本外部化提出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对企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规制和有效约束。
劳资进一步分化和劳工运动
资本主义财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20世纪兴起的全球化潮流，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鸿沟，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劳工保护运动和“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
以美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里，收入阶梯高层和低层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增长比例都保持基本相同的比例，每年在3%以下。但随着管理者资本主义崛起，企业管理者决策水平对公司业绩影响程度加重，最高收入者地位一再上升。虽然今天美国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跟1975年基本一样，但1%的收入最高者，其收入却比1975年翻了三番。而且越往上，收入增幅就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企业CEO的薪资是普通工人的42倍，可20年后的今天，这一差距扩大到了惊人的500倍！
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富裕和福利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少的劳资冲突，这一现象因为全球化潮流开始逐步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开始流向生产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劳工标准相对较弱的国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外包把工厂扩展到世界范围，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广大的市场、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较低的劳动标准获取超额利润。随着劳工标准向下看齐，“血汗工厂”纷纷出现。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开始跨越国界，进行了有关劳工利益的全球化讨论，并开始给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对其供应链上的企业公民表现负责，并开展了全球性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
1991年，美国Levis公司在亚洲的工厂雇用低龄女工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发起的一场“反血汗工厂运动”。这场运动以“耐克观察运动”为先导，对一些跨国公司通过高强度劳动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