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伤害的责任——要理解和防止你的出现对于社区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环境污染，对当地居民生活的打扰和影响，对当地生计模式的影响等。有些影响是隐藏的，甚至要在很多年后才表现出来。企业首先要尽一切可能来预防这些负面影响的发生，当负面影响发生后，要负起责任。
增加现有价值的责任——要回报社区。社区为你提供了土地、员工、生活环境、原材料、顾客等，有德商的企业要积极地回报社区。而当企业这样做的时候，企业也能从社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回报。
增加未来价值的责任——要造福未来。对于企业来说这是最难的部分，即要考虑到企业的存在对社区的长远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并为此积极准备，要与社区形成可持续的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哈佛商学院1949届》一书中得到旁证。坚守原则和价值观的哈佛商学院1949届毕业生正是因为具有出色的道德一致性，所以才作为一个群体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成功。
在哈佛商学院1949届毕业生们看来，“社会责任和利益扩张在本质上是不冲突的，相反，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基于这种道德一致性，他们中的许多杰出者已被载入商业史。在消费领域，吉姆·博克将强生公司打造成企业帝国；特劳伯则彻底改变了布鲁明黛尔这家全美最大的百货店，塑造了美国的消费文化。在高科技领域，彼得·麦克科洛一手打造了施乐。在金融领域，红杉基金的创办者比尔·卢恩和曾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夏德，致力于保持华尔街的诚信。此外，汤姆·墨菲将一家小电台扩展成了包括ABC在内的传媒帝国。
他们的商业生涯的辉煌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50年代美国经济能量日益增长，不过很长时间只能勉强满足普通美国人的需求，这是他们的积累期。60年代迎来了美国商业的黄金年代，他们平均年龄40岁上下，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期，于是成为这10年繁荣经济中推动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他们拿出了对美国经济的敏锐把握能力和对大公司的领导力，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美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高科技的发展和金融服务的新魔力。70年代，他们登上商业顶峰。当时整个10年油价下跌，经济衰退，赤字猛涨，成为他们进入商界以来最糟糕的10年。这些人不同凡响的地方就是，其中许多人在这个动荡年代生意依然红火。到80年代，他们逐渐从顶峰淡出。
或许让今天的人们倍感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没有挣到大钱。在他们呼风唤雨的年代，CEO们的薪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许比今天中国国有企业老总的薪水还低），几乎没有人可以数以万计地积累财富。在这些“老帮菜”的晚年，他们似乎落伍了。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只是说，“我们关注钱的方式不一样”。随后他们看到了21世纪美国企业经理们的集体堕落和丑闻。他们在遗憾之余，认为这些堕落毫无必要。
恐怕没有谁比卢恩更清楚其中炎凉了。这位华尔街的“圣贤”、巴菲特的密友，在1999年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他拒买当时最挣钱的高科技股，而其他股票缩水将近10亿美元。他坚持“价值投资”的长期理念，保持着他们那一届同学的信条，相信没有通向财富的捷径，只能依靠严格道德标准指导下的努力工作，财富产生于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公司。然而，等2000年春天纳斯达克一崩盘，卢恩重回顶峰，红杉基金当年获利20%。
在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今天，哈佛商学院1949届毕业生对喧嚣的商界的批评仍然令人振聋发聩。他们秉持自己的价值观，抓住了自己黄金时期的机遇。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批评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狂潮是“过去50年最糟糕的时期，是黑暗时代”，批评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商业文化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是令人厌恶的权力、贪婪和自大的组合。而且历史会证明这群“老帮菜”更有眼光，也更有价值。他们更能诠释美国繁荣的真正内涵，他们为美国商业精神描上了底色。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而以勤奋、勇敢开辟的商业进程却会质朴平实依旧，绵延不息。
如果他们“有幸”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年代，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21世纪初新经济神话破产后，安然、世通、安达信等一批企业高管涉嫌造假而爆出财务丑闻。在2008年遍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包括前纳斯达克主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和许多华尔街知名投资银行高管在内的金融帝国缔造者，或因涉嫌欺诈而受到起诉，或因过度贪婪而遭到谴责。21世纪初期一系列企业丑闻的爆发，引发了全面的社会信任危机。
丰裕社会与责任回归
作为一种风尚，企业公民不仅仅是传统伦理道德在商业界的副产品，更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社会走向丰裕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19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竞争出现之前，消费品匮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企业之间的竞争都以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经历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