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窃取个人私利的现象更加触目惊心。亚当·斯密曾经指出，经济增长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这固然是件好事，但经济增长过快、增长持续时间太长，则会导致人们在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上过度浪费。在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看来，贪欲、嫉妒和饕餮都不是罪，而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凯恩斯甚至预言，只有将来有一天我们富裕了，“才能重结果甚于手段，选择美好而不是实用。但这个时代尚未来临……把贪婪、暴利和戒心当上帝的日子看来还会持续更长时间。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带出必需经济的漆黑隧道，迈入光明的未来”。
问题是多富裕才算富裕？从18世纪的重商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的???费主义，人们在为自由市场辩护时，将资本主义和道德感完全割裂开来。亚当·斯密在一个物质稀缺的年代里关于自利无意识中促成他利的观点，矛头直接指向保护主义和特别待遇的重商主义。对这一观点的过度颂扬甚至遮盖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只有将我们的情感带入本性，才得以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去道德化和去目的性最后演变成为一种过于简化的信条：只有更多的钱，才能带来更多幸福；只有更多的人继续花更多的钱，我们的经济才会增长；只有更多的消费，你才能有存在体验。物化逻辑制造出了一种扭曲的商业文化，就像凯恩斯所批评的那样：“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异常的信念：为了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坏的人会做出最坏的事。”这种文化坚信：市场是王道，股东永远最重要，商业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商业需求高于一切政治决策。
这样一种让人振奋的教条，奉盈亏结算线为真理，将我们的生活极大简便化，创造了让美国人整整陶醉了一个多世纪的“美国世纪”。在英国的撒切尔时代，根据这一文化复兴企业家精神，社会道德全面滑坡，对健康、教育、交通等非商业部门的忽视、投入减少和私有化改造所产生的极为恶劣的后果，只能由继任政府加以纠正。20世纪末，一些学者像道格·莱尼克（Doug Lennick）和弗雷德·基尔（Fred Kiel）进而提出企业家的“德商”（Moral Intelligence）概念，认为“一种将普适的人类原则如正直、责任、同情和宽恕等运用到我们的价值观、目标和行动中去的能力”，即从普适原则的角度来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才是长期经营成功的核心。
大量的商业实践表明，出色的道德技能不仅是个人的成功领导力的核心元素，而且更是一种经营优势。“道德性弱智”（moral stupidity），会使企业蒙受重大损失。安然、三鹿等企业的负责人正是因为道德性弱智，才使企业蒙受灭顶之灾。更多的企业如三菱汽车、蒙牛等由于不愿意承担产品缺陷而带来的社会责任，也导致销售严重下滑。良好的德商，不仅可以为个人成功打下基础，更使得企业由于具有良好的声誉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好的财务表现，并且能够支持企业长期的发展。而且，这种竞争优势不是竞争对手能够通过模仿而迅速赶上的。
有趣的是，商业领域中的“不道德”行为大多都出自具有高“智力”的聪明人之手，但由于这种行为大多源自短视和片面，因而还是属于“不智”。在近年来的国内商界中，有很多这类“不智”的事例。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的坍塌和黄光裕的操纵市场就是例子。在许多人看来，顾雏军“发明”了“顾氏循环”，这个在几年内迅速构建了庞大资本体系的人极为聪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手。然而，无论是商业还是生活，不具备道德一致性就必然有其漏洞所在。郎咸平通过对公开资讯的精细分析，很快找出了顾雏军使用“聪明”的伎俩所构建的虚假体系里的漏洞，格林柯尔系也以比其构建时更为快捷的速度坍塌下来。黄光裕一贯的“英雄不问出处”的风格，也无法支撑其商业帝国能走太远，一个行为短视和忽略道德感的企业家，只能成为“做出最坏事情的那个最坏的人”。
具有圆融的智慧，就有一致性，也就不会被贪婪、欺诈这样的道德病毒侵入，也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无论在个人行为领域还是在商业领域，“对”的才是可持续的，而“错”的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大组织领导人都要认识到，对增加全球社区的福祉有作用的生意，同时也会增加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要放弃原有的那种“只有当别人输的时候我们才能赢”的想法。而且，企业还要对社区承担以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