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应该对其所处的络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其次，企业公民理论不单纯强调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而是推动其承担与其本身享有的权利和获取的利益相对应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企业公民用“底线伦理”代替了“责任伦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其基础伦理理念混合了基督教信仰伦理和责任伦理，强调的是对“责任”——人的行为后果的主动承担，很大程度上讲的是“自律”。而企业公民概念，其基础是基于一种络关系之上的“底线伦理”，以不损害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底线”，以实现企业经营上的“六重盈余”。在当下以互联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透明化时代”，企业正面对无所不在的、相互密切联系的告密者和监督者，已经进入一个越来越“他律”的时代。一旦跨越底线，企业面对的很有可能就不再是需要主动或者被动承担的“责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和“灭顶之灾”。
当今社会，商业势力是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企业享有空前的超级话语地位；与之相伴随，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期待。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器官”，将不得不面对更加严格的外在约束和自我规范，而企业公民的能力建设问题，也随之被凸显、放大和安排到了议事日程上。
引发企业公民的新商业情境
商业力量的崛起，正在使已有的、传统的社会约束机制渐趋于失效，人们亟须从企业外部和内部建立一整套新的商业规则。反映在企业公民领域，引发这一变化的新商业情境包括了以下几个因素：
·企业家精神和信仰危机
·丰裕社会与责任回归
·劳资进一步分化和劳工运动
·消费社会崛起和消费者保护运动
·日益加剧的环境破坏、资源掠夺性开发和环保运动
·非政府组织的推动
·互联催生的企业信息透明度提高
·全球化和企业的无边界权力
·责任投资
企业家精神和信仰危机
正如马克斯·韦伯论证的那样，近代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新教伦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伦理的基石，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新教提倡的创业和奉献精神，是西方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在现代资本主义正式确定其历史地位的19世纪末期，“尽可能多地赚钱、尽可能少地花钱、尽可能多地捐钱”，成为当时企业家的基本信条，他们倾向于把“管理财富视为上帝的荣耀”，许多企业家都将慈善和回报社会视为企业的终极使命。20世纪管理学诞生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强调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器官的提法与之一脉相承——企业并非只是为了赢利而生存，企业的目的只能存在于企业自身的外部。换言之，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了某种有价值的服务之后，利润才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但追逐利润绝非企业的存在目的。
早期西方企业规模普遍不大，这种创业和奉献理念常常表现为企业家发自内心的一种道德自律，很少像今天一些大企业主那样因为迫于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压力而不得不就范。在当时，许多企业家乐善好施，以慈善回报社会，成了一种风尚。他们通过改善员工工作条件，建立集中化的工厂社区，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和捐助社会教育、医疗和救助等措施来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以当时最著名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为例，他一生共捐款5.5亿美元，创建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并在1902年创办大众教育委员会，捐款成立了1600所新学校。他还设立了以“提高全世界人民福利水平”为宗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同时代的另外一位社会企业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一生共捐款3.5亿美元，创建了2811个公共图书馆，向教堂捐献了7689架风琴。
慈善传统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的一些代表性企业家。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遗嘱中承诺，将拿出全部财富的98%捐给他和妻子创办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个资金总额高达54亿美元的基金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其资金将主要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比尔·盖茨称自己的慈善行为深受其父亲影响，因而在捐助方面一直不遗余力。他曾向纽约捐款5120万美元，用以建立67所面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子弟的中学；捐款1.68亿美元帮助非洲国家防治疟疾；此外，他还向博茨瓦纳捐款5000万美元，帮助防治那里猖獗的艾滋病。与比尔·盖茨齐名的另外一名慈善家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宣布，未来将向五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约合375亿美元。在当时，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款，其中捐款的绝大部分（约300亿美元）将捐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集中的速度加快，使得一部分企业家滥用商业权力、大肆掠夺社会资源、违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