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是自己的，或者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自己可以排他地使用的，那么就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在自己长期经营的土地上过度放牧的情况。
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当土地是公共所有的时候，谁多放牧谁占便宜——占了别人的便宜。虽然因为他多放牧了，整个草场的产出减少，但是他自己还是占便宜。比方说一个草场如果放牧500只羊，每只羊的利润可以是50元，要是放牧600只羊，由于牧草不够，每只羊的利润变得只有40元。如果原来这里有5家牧民各养100只羊，那么每家的利润是5000元，5家的总利润是25000元，现在有一家多养100只，那么他的利润上升到8000元，而其他4家每家的利润下降到4000元，5家的总利润变得只有24000元。
相反，如果草场分割给5家，每家在自己的草场上养100只羊可以获得5000元的利润。这时候，谁想多养羊，只能在自己的草场上多养。不要说多养100只羊，只要多养30只羊，他的利润就要下降许多。可见，由于产权明确，每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全部后果，人们也就不会过度放牧了。草原牧民致富的带头人廷·巴特尔之所以能够带领牧民致富，就是因为他把草场分割给牧民，首先解决至关紧要的产权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在《人人博弈论》里面的介绍和分析。
自然资源稀缺，产权就更加重要。我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读到一本书说铁丝是19世纪人类社会十大发明之一，内心非常震撼。铁丝有什么了不起？到发达国家农业地区看过的人都知道，分隔牧场的铁丝，完全是君子界线，挡不住小人。但是在一个法治的社会，这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界线，具有法律的权威。从此，因为产权明确，人们再也不会超负荷放牧，他们努力保持土地肥力，畜牧业也就持续地繁荣昌盛。
遏止荒漠化，保护生态环境，除了建立三北防护林、建立三江源保护区和奖励退耕还林这类措施以外，还一定要从制度上落实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产权保证。过去常常是荒山治理刚有点眉目，就有人来哄抢，这是绝对弄不好的。只有从制度上杜绝这种情况，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才能向可持续发展迈进。
以渡江的名义，庆祝???亲河开始走向新生
2006年初夏旅德期间，我有机会趁便再次亲近莱茵河和易北河，河水相当清澈，几乎有珠江五十年前那么好。莱茵河和易北河即使在城市近郊，两岸也只有沙土、蒿草和树林，没有城市工业的痕迹，许多地方水面只比地面低一米左右。如果有两条河流，一条河水清澈，两岸只是沙土、蒿草和树林；另一条两岸金碧辉煌、车水马龙，但是河水又黑又臭，你要那一条？我们已经饱受“前现代工业文明”污染之苦，当然宁愿要清澈的一条。
2002年，在广东省委的关怀和鼓励之下，广州市领导庄严承诺：要在三年之内，把珠江整治得可以游泳。2006年夏天，政府最终确定横渡珠江的活动在7月12日进行，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原则上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讲究制度变迁的“慢功”，目标是“可持续发展”。以江河治理为例，必须从根本上建立并且厉行“奖清罚污”的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下养成机关、企业和居民的环境觉悟，江河才能回归清澈，天空才可以变得湛蓝。但是在讲究根本性的“慢功”的同时，个别的标志性事件，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庄严承诺而大张旗鼓的横渡珠江活动，就是这样的标志性事件。这样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是对政府千方百计兑现承诺的巨大激励。
这次，因为渡江活动的规模有所减小，因为试渡日期有所推迟，微妙之间，舆论对于期盼已久的渡江活动似乎略有微词。如果真是这样，我劝大家大处着眼，宽大为怀。治理江河，谈何容易？政府方面已经相当努力。至于规模等等的个别调整，实在是无关宏旨。不管怎么说，万众瞩目的横渡活动，总算是广州人民可以高兴的事情。
这里，我愿意谈谈对于政府和官员实实在在的努力，社会应该给予鼓励的一点体会。
回想高中时期，的确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虽然未至于养育成“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却也不免“指点江山”的陋习。那时候比较喜欢看《中国青年报》。一天，《中国青年报》说印度几乎一半的大学生，不知道美国的首都不是纽约，我们即对印度的大学生嗤之以鼻。其实，现在青年歌手大奖赛的一些大学生选手，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