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外部性，市场就无能为力，或者采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情况叫做市场失灵。正是由于市场诱人以利，由于市场只会奖不会惩，由于市场面对污染这样的问题会失灵，所以对于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做出妥善合理的处置。如果听之任之，或者罚几个钱就一眼开一眼闭，环境质量就会变成“唐僧肉”，吃苦的就是老百姓。
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面对珠江变臭这样的恶性污染，就是牺牲一点眼前的速度，也要下决心根治。真的到了自来水厂没有合格水源可采水的时候，恐怕丢十几个亿也将回天乏力。
早些年曾经有人说日本的孩子不知道天是蓝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去看过，才知道人家即便尚未做到完全消除环境污染也已经是有水必清、逢山皆绿。日本是发达国家，暂时不谈也罢。上海的苏州河素以河水黑、稠、臭著称。但是据上海报纸的报导和上海朋友的观察，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州河的水质已有初步的但是也相当明显的改善。这真是造福人民和造福后代的大手笔，虽然这只是个开头。只看目前的水质情况，珠江当然应该还在苏州河之上。但是90年代的变化趋势，却是在苏州河出现转机的同时，珠江正在恶化。曾经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珠江儿女，不能无动于衷。温饱和小康之后，环境质量的概念，体现对文明的追求。友邻的中山市的居民已经因五桂山变绿而自豪，什么时候珠江儿女能够欢庆母亲河的新生？
可持续发展的产权保证
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是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新近动作。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我们知道仅仅在最近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令人十分痛心的变化。后来保护区成立，国家主席为保护区题词，这对于扭转生态环境变化的走向是一个好消息。
生态和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全国上下的重视，这是被严酷的现实逼迫的结果，因为再不改弦更张的话，不要说可持续发展，有些地方根本就生活不下去。碰一鼻子灰再拐弯固然比不拐弯好，可是为什么总是要碰到头破血流才想到拐弯呢？放眼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后发展国家，如果我们好好读书，自觉地借鉴外国的教训和经验，未必不能避免如此被动的局面。
现在专门说说内蒙古草原。我国北方土地沙漠化的进程，令人揪心。这其中，砍伐森林、滥采或盗采地下矿藏、采挖甘草及发菜等直接破坏植被和地表的作业，固然罪不容赦，但是外表看来一派大好景象的牲畜放牧，也是重要的原因。据《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12日报道，由于超负荷放牧，内蒙古全区草原普遍退化，生态环境恶劣区域已经占全区总面积的60%。
春天，北京的风沙震动全国。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现在从北京出发往西北走100公里左右，就可以到达黄沙直逼屋檐的村落。在“排山倒海”而来的沙丘的压力下，村民的房子一座座倒塌。喝水都很成问题，更遑论庄稼。在一些泥坑里的采水点，排队候水的村民因为谁多舀了半瓢泥汤，就要争持不下。生态是不能人为断裂的。记得我们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到北京上学，一走进学校，就看见左右两眼自涌的泉水，清澈可人。如今，自涌是不要想了，深井抽水都越来越困难。北京这块风水宝地，水资源已经到了非常贫乏的地步。看来，不仅大西北生态薄弱地区要退耕还林，京北地区也要考虑退耕还林。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曾经是我国北方草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休养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人口总数只在千万的水平，人类活动还没有对大地母亲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过去几十年给我们遗留的政治遗产，莫过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环境的明显恶化。这是不能够拨乱反正的，需要好几代人“忍欲负重”，才可能慢慢消化。
人多地少，尤其要尊重规律。翻开发达国家任何一本经济学导论课本，一定会讲“公共地的悲剧”：牧民在公共地放牧，因为牧草是无主资源，牲口不吃白不吃，所以谁都有多养牲口的激励。牲口多了，草场负荷不起，首先是畜牧业难以为继，随后是土地的荒漠化。不加规制的掠夺性放牧，就这样破坏了公共地的生态，牧草资源变得难以恢复。
上述公共地的悲剧，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经历的事情。写在20世纪的书上，是为了从产权意识的角度警示后人。不幸的是，过去几十年内蒙古草原的退化，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的退化，准确地重复了人家上个世纪的悲剧。我们比他们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是绵羊养不住了就养山羊，因为牧草啃光以后，山羊还可以把草根刨出来吃掉。
对付“公共地的悲剧”，需要明确土地草场的产权。所谓产权，本来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和剩余（利润）索取权，在土地这个问题上，限于我们“土地国有”的意识形态约束条件，可以大致上理解为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果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