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不应求，它的价格就会上升；一种商品供大于求，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就是市场配置稀缺资源的机理。干扰了市场机制，会扭曲社会资源的配置，这首先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效率损失，同时还会孵化许多腐败行为（参看下篇《每斤一毛六分钱的一级香蕉》）。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物价的规制，原则上应该限于受权垄断行业和地铁这样的公用事业。具体来说，电力、自来水、管道燃气、电视信号络固然在合法合理规制之列，地铁、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也在合法合理规制之列。受权垄断行业之所以接受规制，因为它们的垄断地位是政府给的，如果不接受规制，我们可以转而授权给愿意接受规制的企业。
所以，对于竞争行业，物价部门可以做的东西不多。竞争行业的物价也可以调控，但是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就说瓶装燃气价格吧，如果政府其他部门能够调来大量价格比较低的瓶装燃气，不就可以调控价格了吗？或者，政府别的部门划拨来自纳税人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作为“和谐成本”发放临时补助，也可以暂时舒缓用气紧张的问题。可是要明白，这些事情即使能够做，也都不是物价部门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说“细观察，勤汇报”，看看别的政府部门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后来治蜀要深思”。瓶装燃气价格可以做我们一些人的老师。
每斤一毛六分钱的一级香蕉
建国之初，我国就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我在广州读初中时，知道按照政府价格，最好的一级香蕉，每斤卖一毛六分钱。
这个价格实行了20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初步开放自主定价的“农贸市场”才算废止。广东本来盛产统称“岭南佳果”的许多水果，可是由于这种僵硬的价格管制，水果生产很快萎缩。一级香蕉每斤卖一毛六分钱的20多年来，首先是所谓“一级香蕉”很快变得名不副实，多半变得又小又僵，比最初的三级香蕉都不如，后来干脆就“有价无市”：一级香蕉还是一毛六分钱一斤，但是你永远看不到更加买不到。
偶尔，国营的水果店进一批一级香蕉，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多数非常糟糕，甚至发黑变僵，极少数稍许好一些。这时候，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售货员把最好的香蕉收起，卖给自己；第二等的香蕉，卖给自己的亲友和关系户；最差的放到铺面上供应给广大市民。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读者都记得，那时候每个店铺的售货员脸色都很难看，因为他们掌握在同样的价格下面把质量不同的“商品”分配给不同“顾客”的大权，顾客有求于他们。我国多数居民的“当家副食”是猪肉。比起猪肉的计划分配，香蕉实在还是小事。当时广州每人每月凭票购买大约一斤猪肉。居民的营养，几乎就寄托在可怜巴巴的这一斤猪肉上面。当你拿着钱和肉票辛辛苦苦排队半天，轮到卖猪肉的售货员为你“服务”，即分配的时候，虽然价格是政府严格规定的，猪肉的分量也是政府严格规定的，但是他把质量比较好的猪肉“分配”给你还是把质量比较差的猪肉“分配”给你，却实实在在关乎你的切身利益。
难怪“文革”期间广东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广东有三宝：医生、司机、猪肉佬。”所谓“猪肉佬”，就是卖猪肉的售货员。猪肉佬跻身社会三甲，足见计划经济的价格管制滋生的腐败有多么厉害。至于司机，那是因为可以替人捎带东西而跻身三甲。最可惜的是，医生在当时之所以能够成为宝贝，主要原因却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因为有权替人开病假单，让他们进一步享受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优越性”。
前面我们说过，使得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的价格，叫做均衡价格。市场力量的本能，就是引导商品的市场价格向着均衡价格发展或者说靠拢。运用行政力量不让商品的市场价格向均衡价格靠拢，首先会损害经济的效率，同时人为地造成腐败的空间。上面说的香蕉的故事和猪肉佬的故事，都是这样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朝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快30年了，人们的意识有时候还是体现计划经济思维的巨大惯性。
目前在我国，春运期间火车票仍然一票难求。之所以会这样，关键的因素是与春运期间火车票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相比，火车票的价格在春运期间实在太低。对此，有学者提出春运期间适当提高火车票价格的建议。这一建议对症下药，是解决春运期间火车票严重供不应求问题的良方。可是由于计划经济思维的巨大惯性，这一建议招来社会上一片骂声。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价格低一定对消费者有好处，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
在后面《铁路与民航》一章，我们会引用周其仁教授在《难得的教材》一文中的例子，说明如果利用行政手段压制商品价格，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将是掌握这种商品分配权力的官员。《难得的教材》中的例子，是武汉一个火车站的站长，后来升任局长，经法庭审理认定，这个前任站长、后来的局长在任九年间贪污受贿数以千万计，其中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倒票，因为把持计划配票大权，他把“海量紧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