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化的行为准则进行。在非常市场化的经济当中，一般不应该有政府的导向；但如果引起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反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海油在美国引发的政治反弹，可以看出美国很容易把商业行为政治化。中国【企业】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出去做政府的工作，而忽略了其他有关方面，如消费者、工会、环保组织。这是受中国背景的影响。我们是自上而下的体制，而国外许多地方却是自下而上或者上下均等。你就算先把政府搞定了，但如果媒体和民众不满意，也会反馈到上面去，因为政府是靠选民的选票维持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在政治上必须变得成熟一些。
还有人的问题。你看国外有些成功的并购交易都和他们公司高层的私交是不无关系的。当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和迪斯尼的合并就很能说明问题。据说在参加完某活动之后，在停车场里，沃伦·巴菲特把两家公司的总裁拉到一边，建议他们“结合”，当然讲了他的理由。巴菲特是两家公司的重要股东，几位老总互相熟识，对对方业务也了如指掌。在以后的几天中，通过一番电话沟通，交易就做成了。然后，双方委派了中介机构，论证和完善了交易细节【投行的作用在这里非常有限】。其实，公司的购并首先是人的结合或接纳。如果他们这一关、或他们的利益所在没有解决，从何谈得起企业间的购并或合作？这是企业外交。企业越大，对领导人的这种外交能力要求就越高。如果你要买的东西，比如是争相拥有的稀缺资源，就像娶媳妇儿一样，对方不仅要看嫁妆，还要看其他许多东西；如果嫁妆差不多，其他东西就成了决定性因素了。当然，这样打比方也不算十分贴切。
王卫东：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做思想家，还要学习做外交家……
张巨英：可以这么说。即使是正常的业务合作，大单业务也要有一把手参与，也要有价钱之外的交情或人情在里边，况且是“婚嫁”大事。大的经济就是大的政治，所以还要学会做政治家，对自己追求的经济行为做好政治判断。中国企业到海外拓展，可以先出去建立一些认知和关系。中国有些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他们针对自己的行业去考察，去做自己的市场。浙江民营企业把全世界很多行业的市场都了解得很透，因为他们去做了调查、建立了关系、了解了当地的政府监管程序，即使在没有政府的资源支持下也做得很好。所以中国人其实也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可循。要降低投资的风险，做足功课是必需的。
王卫东：您认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和并购的趋势会继续吗？
张巨英：肯定会继续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在继续发展。有的中国企业其实很早就开始往外走了，只不过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关注罢了，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不管美国的保护主义多么厉害，都是做给选民看的政治“秀”罢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必然的趋势，不管美国人怎么阻挠都是没用的，顶多是增加中国企业做并购的难度，使他们多付出一些代价或学费。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的作用，就是要帮助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少交学费、少走弯路。衷心祝愿中国企业在这一轮世界“秀”中有出色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