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和其他新闻机构都进行了大幅报道。她成功地使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股东大会上得以讨论。
的确，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基于个人或社会目的的股东激进分子，他们不足以引起其他股东的关注，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股东往往很多次被证明判断正确，他们充当了高管滥用职权的早期预警体系。
参加一些年会：成为一个挑剔的股东
股东有很多理由去参加持有股票的公司举办的年会，尽管只是一部分公司而已。
在判断公司的管理水平时，没有比亲自进行实地考察更好的方法了，你在实地考察中可以获得很多。公司管理者是脚踏实地地经营公司，还是自命不凡地吹嘘自己？他们面对提问时的态度是镇定，还是慌张的？他们面对问题的态度是坦然，还是回避？
如果你参加通用电气公司的年会时，你会看到一个盛气凌人、精力充沛而又坐立不安的高管，他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改进公司的经营。
有的小公司在工厂的地板上或仓库里召开自己简陋的年会，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会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在2009年有3.5万个股东、分析员、家庭、朋友和新团队参加。地下室变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购物中心，很多商品都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雇员提供折扣。一件Loom 的T恤只需2美元，DQ 的圣代只要1美元，你甚至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非常便宜的组合式房间呢！
年会后的提问环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公司总裁沃伦·巴菲特和副总裁查尔斯·芒格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回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公司、整体经济和全球的未来。
米歇尔·莱德写Footnoted博客，也承认股东要推动变革并不容易，但她鼓励股东作更多尝试。她曾经报道过摩根士丹利公司于2008年举办的年会，在冲销了95亿美元的次级贷款之后，公司公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的损失就高达30亿美元。可是让她吃惊的是，在年会上向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们提出的问题少之又少。她说她应该向管理层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公司遭受损失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开车的时候睡着了吗？为什么不早一点警告大家？如此平庸的业绩，你们还要花那么多的钱？”
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股东从来不提问题，管理层永远都不用为答案而担心。
“参与制资本主义”是令人激动的，但要牢牢记住—美国国税局不允许把参加年会的旅费作为投资费用进行税务冲销。所以不要为了旅行的梦想去购买夏威夷电力公司的股票，也不要为了到奥兰多免费旅行而去买迪士尼的股票。
政府监管的利弊
很多公司的领导人都对政府的监管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政府的监管是一种压制，守法成本高到使他们在全球丧失竞争优势。“尽管执行良好的公司治理会产生很多额外的成本，”豪尔赫于2004年在《财务成本管理》杂志上写道：“我要强调的是，如果要保护股东的权益，良好的公司治理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必需的义务。与由于公司治理不善而使股票变得一文不值的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相比，守法的成本只占到很小的比重。比如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的股东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而遵守《萨班斯法案》的成本，最高预测损失也不过50亿美元而已。”
除了对公司有比过去更高的要求以外，伯格说政府还应该对机构型资金经理颁布受托责任的联邦标准。这将迫使持有大量股票的共同基金、年金和其他机构的经理人使用他们手中的股票份额，要求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履行他们对股东的义务。
“我们需要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来建立基金经理服务于股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伯格说，“第二个要求就是，资金的受托人应尽勤勉和拥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义务。这些要求似乎都不算过分。”
伯格还呼吁公司的高管更加诚信。“单靠监管已经远远不够了，基于代理人自身的利益，在金钱的诱惑和强烈攻势下，最后倒霉的还是股东。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做到完美无缺，自我约束显得愈加重要。
在金融领域应该坚持严格的诚信和公正，另一个意义在于，它能让美国继续成为资金的安全地点。几百年以来，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愿意购买美国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因为大家都信任美国的监管体系，而美国的整个经济也从中受益匪浅。
高管的薪酬水平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前，华尔街职员的薪水和奖金已经开始变得极不正常，对此，很多投资者感到吃惊却又无能为力。1980年，美国公司一个普通高管的薪酬已经达到普通工人薪酬的42倍。到2010年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已经达到普通工人的400倍。
在投资者的退休金和其他账户遭受巨大损失，失业率达很高水平的时候，华尔街的奖金计划仍在继续，这让投资者费解不已。“尽管最近金融危机期间，公司收益都急剧下降。”伯格写道，“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高管的薪酬受到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