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整个系统的话？
事实上，央行在2007年以前根本没有做任何事，它做不了什么事，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也一样。现在在英国，商业银行就像妓女一样需要钱和被注入流动性，而中央银行就像太监一样缺乏这种能力。
记者：怎样加强央行的这种能力？
古德哈特：现在大家都在谈注入资本和流动性，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需要一种反周期工具来实现。如果再加上一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因时而变的贷款—价值比率。我们需要金融稳定委员会来执行这一反周期工具。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权力对流动性安排、资金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率做出修正。
记者：这样做有何问题？
古德哈特：反对者有可能提出四个问题。第一，这样有可能提高好年景中的借贷，特别是伤害到首次借贷买房的投资者。第二，如果只在一国之内应用反周期手段，将使投资远离该国。第三，这将提高银行的信息负担。第四，通过提高在扩张时期的商业银行的借贷成本，反周期工具将进一步提高向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资产进行投资的冲动。因此，央行需要回应这些问题。要加强对资产负债表之外投资的监管力度。
此外，因时而变的贷款—价值比率还需要得到法律的支持：法律需对二次抵押和房贷做出限制。德国已经做了这样的事。贷款者能够借到相当于其房屋价值的97%的贷款吗？或者干脆像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一样，出借房屋价值125%的贷款？如果不能，这一比率应该是多少？另外，房屋估价者能否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少独立于负责房屋贷款业务的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记者：除了您刚才已经详细说明的监管问题以外，危机爆发的非监管性原因是什么？
古德哈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过分自信。他们相信房屋价格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上升。次级贷款业务的增长也是以这种信心为基础的，因为做这块业务的金融机构也持有同样的预期。
另外，房贷证券化之后，没有人能说清楚这背后到底有多少是不良资产。一旦房价开始下跌，就很难找到这些资产的真正价格和可接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种资产价格和资产中不良比率的不确定性，导致没有买家愿意接手这些资产，使得这些资产不管包含了多少不良贷款的成分，都难以找到买家。讽刺地说，这也是一种“杠杆”，是一小部分不良资产撬动更大的证券化资产的情形。而按市价调整机制又使得这些资产价格下降的速度非常快。这些问题导致了流动性变差甚至不流动。
最后，监管方面没有做任何缓解局势的事。就像我刚才所陈述并反复讲过的那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反周期机制，在繁荣时期拦截洪水（流动性），而在危机时期放水。
对银行监管的改进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改进银行监管？
古德哈特：我认为，应该努力将银行贷款变化率和资本充足率挂钩，以贷款变化率为标准衡量资本金要求。另外，资本金要求还应考虑相关资产价格。
目前，英国房贷问题正在成为困扰政府和大众的议题。以此为例，在改进《新巴塞尔协议》的时候，可以将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与抵押贷款增量和房地产价格涨幅挂钩，而且向建筑和房地产公司发放的贷款也应该与此类贷款增量和商业地产价格涨幅挂钩。另外，还可以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最后，在资产价格指标不太可靠的领域，应该增加银行贷款增量本身的权重，或许可同时考量相关股市价格。
在萧条将要到来的时候，应该准备释放在繁荣时期由于资产价格提高带来的超额准备金。可以在目前的水平上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比如将资本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设为3%。当然，我并不认为应该完全放弃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底线。
记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进？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和相关资产价格挂钩的做法为什么能防范危机？
古德哈特：这种改进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在资产价格鼎盛时期增加准备金，并抑制银行放贷，以便在资产价格萧条时释放准备金；第二，减少央行在紧要关头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