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没有人有先见之明。在9月中旬以前，一个合理的考虑仍然是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将政策目标很快转向阻止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不过，如果现在问欧洲央行的那帮人，我想他们的回答是：决定性的错误是美国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此前美联储并没有准备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这就是欧洲人的视角。
记者：您认为，美联储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是一个错误？
古德哈特：我想是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突然带来了市场恐慌、信心缺乏和普遍的流动性难题，而这些难题迅速从美国金融系统扩散到全世界其他的金融系统，造成大面积的恐慌情绪。
记者：怎样评价美国和英国的救市计划？
古德哈特：最初的保尔森计划并非高明，他的设计不好，用钱的效率不高。而布朗的计划要高明许多，因为该计划直接解决了银行偿付能力的问题，而流动性决定于银行的偿付能力，因此也就间接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布朗计划的核心是将救市的钱放在偿付能力弱的银行那里。修改后的保尔森计划更好，因为钱用于重新资本化以及为银行提供担保，而不是直接购买资产。
核心的问题是对偿付能力的信心的缺乏，这种缺乏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一家银行的资本充裕率不高，就没有其他银行肯给它借贷。布朗计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很快重新恢复了银行间的拆借行为。
反周期监管工具缺失
记者：为什么没有任何一家正式的机构成功预测出了这次金融风暴？
古德哈特：这种观点不对。如果粗略地描述，这次危机是被预测到了的。尽管这种预测并没有过多涉及细节。事实上，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很多其他机构都在2006、2007年度观察到了风险被低估的情形，并发出警报。巴塞尔清算银行更是已就此警告多年。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测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监管机构也对此予以考察和跟踪，并多次发出了警告。美联储也早就对美国过度繁荣的房贷市场心存疑虑。（关于预警的）信息的缺失并非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
记者：那您认为，危机的源头是什么？
古德哈特：尽管这些机构预见到了这一风险，但是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工具以实现反周期控制的职能。目前通行的工具《新巴塞尔协议》规定了资本充足率必须要和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的比率挂钩，以防范风险，这就是所谓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但是，在危机到来之前和到来的时候，这一协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危机到来之前，它反而加剧了信贷繁荣。
从监管者的角度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预警上，而在于没有一种工具能用于对抗和缩小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在出现泡沫时抑制银行信贷。本应该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 FSC）来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MPC）的对立面，以发挥维持资产价格稳定的作用，但事实上没有。货币政策委员会有确定利率的权力和角色，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确定利率方面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它只是预演可能出现的脆弱性与危险的一个协调和磋商机构。当然，这种危险能在晚些时候被透露给公众。但是，即使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警告得脸都发绿了，还是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反周期工具，而这种工具的缺失部分造成了当前的危机。
记者：中央银行目前有这样的工具吗？
古德哈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没有。央行的利率应该出于稳定价格的目的，但是现在没有。我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我愿意补充一些内容。
目前中央银行的工具是改进的《新巴塞尔协议》，其核心是资本充足率必须要和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的比率挂钩。这种“基于历史价格的监管”和造成当前危机的按市价调整（Mark-to-Market）是一致的。但是，在危机到来之前，《新巴塞尔协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信贷繁荣，推动银行增加繁荣时期的信贷以应对市场繁荣进入成熟期后利润率的下降。在危机到来时，《新巴塞尔协议》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这部分是因为在繁荣时期准备金不足。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研究报告，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在谈到危机起源时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这些研究忽视了对监管者责任的追究。
记者：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您认为这并非上策（最优选择）？
古德哈特：是的。当泡沫破裂最终来临的时候，央行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也是个解决办法。但是这里有个道德问题，就是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央行被迫向系统的所有部分借贷，这种普惠性的行为似乎没有惩罚那些不顾危险拼命放贷的商业银行。这样一来，商业银行为何还要在好年景时顾及风险、注重放贷的安全性呢，假如中央银行到最后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