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所说，危机总在信贷繁荣之后发生。而目前的监管体系无法做到在繁荣时期抑制信贷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进程。那么，如果不能抑制信贷本身，为繁荣之后的萧条时期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将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增量挂钩的办法，有助于敦促银行在繁荣时期增加资本储备。
这种改进方法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制。打个比方说，水坝在洪水（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蓄水，以备干涸期（萧条时期）之用。与这个比喻不同的是，在金融领域“蓄水”应该是个自动的过程，而资本充足率—资产增量挂钩机制能够实现自动调节。
记者：这样的改进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古德哈特：如果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那么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抵押贷款可能从资产价格较高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抵押贷款增量将日益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可能使位于发达国家的相关金融机构以及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分支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
另外，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挂钩的做法，将进一步刺激银行努力将资产转移给准银行机构。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
当然，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国家干预的短期行为
记者：您认为，危机当中和危机过后会不会迎来“金融凯恩斯主义”？目前，所有人都主张加强监管，有一些人进一步主张更强的国家干预，而另一些人则持谨慎态度。
古德哈特：这要分长期和短期。在短期，国家干预或者说“凯恩斯主义”是有效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最有效地解决了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流动性问题，包括国有化也是一样。而改革监管制度需要的时间相对漫长一些，难度也比较大，在当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操作，因此从短期来看，国家干预是解决危机的最好途径。
不过，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人希望被长期国有化和被国家干预。因此，这种国家干预将在危机过后逐渐演变成国家参股，再后来这部分股权也会转移到私人部门，这是中长期的事情。
当然，国家要在这次危机过后起更大作用，要改善现有的监管机制并很好地执行，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所定义的“短期”是多长？
古德哈特：每个人都希望这个短期尽量短。不过，现在金融领域的崩溃与实体经济的衰退已经交织在一起了，这将使金融机构的违约和倒闭进一步加剧。因此，很难说经济衰退到底会持续多久。在日本，这个时期是十年。非常低的增长加上艰难的经济环境，使得这段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我没有说美国和欧洲将会经历类似相同的场景，但是我认为，这轮危机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所有危机持续的时间都要长。
记者：怎样评价人民币停止升值的做法？这是不是中国运用国家干预在危机中保全自己的合理选择？
古德哈特：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比如出口会面临外需下降的难题。目前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起到实效，能有效地扩大内需。我关心这次危机是否会阻碍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进程，因为国家对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干预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特别是在严重的危机下，这是有效的处理方式。西方世界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中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强度。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还是应该继续向市场决定汇率迈进。
必需的欧洲合作
记者：危机是否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
古德哈特：当前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向金融系统注入资本和流动性的操作都只能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做这件事，国际清算银行则根本没有钱，其他机构就更只是纯粹的讨论场所。这样，国际监管者就不可能执行监管的任务。
记者：英国首相布朗、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等人主张“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您对“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提法有何评价？
古德哈特：我认为这纯属政治口号。我不知道布朗首相到底要什么，也许是以此来争取一个讨论加强国际监管问题的议题。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来支撑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二十国集团要讨论这个议题，那是不会产生实质效果的。
记者：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概念？
古德哈特：我认为，有一个事情与此相关，就是欧洲的联合在这次危机中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所有的救市措施都只是在国家层面上独立进行，之前没有任何磋商和协调，欧洲联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部分原因在于我所说的缺乏统一的欧洲财政当局，这是欧洲在危机中最危险的地方。而一个良好的局面应该是欧洲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协调各方利益。也许真正需要做的是加强欧洲合作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