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络成为隐形法官
1. 上住的都是“道德民兵”
不管承不承认，愿不愿意，络已经实实在在地左右了很多公众事件的方向。也正因此，在反拆迁、医患纠纷、劳资纠纷、地方官员选举中栽赃对手、商业竞争等事件中，处于被动或失利的一方，无一不把通过络“把事情闹大”作为重要手段。
因为，上住的都是“道德民兵”。
在上发言的时候，人们往往都是把自己置身事外，评论往往是高尚、雪白的。虽然民也论战，那只不过是站在不同的知识结构或落差、不同的世界观上出现的不同。总体上讲，他们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战。
正因此，这些言论带给矛盾双方的，都是苛责。并且，哪一方被苛责得多，往往就成为络舆论的千夫所指，而哪一方站得离道德指标更近，或者把对方推得离道德指标更远，就安全了。
药家鑫残杀张妙案，张妙方代理人张显，就是在感觉案件明显不利于张妙方的情况下，借助络力量，扩大事件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施加了压力，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2.络民意崛起
云南李昌奎奸杀少女案的判决一波三折，直接反映了络和看不见的民意的巨大威力。李昌奎奸杀少女，并摔死少女的弟弟--无辜的三岁男童。按照犯罪手段和结果，不可谓不残忍，但他又有自首情节在先，有揭发重大人口买卖线索的立功表现。因此，昭通市中院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云南省高院二审根据其自首情节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在药家鑫案后，公众的目光被引导到了较早发生和判决的李昌奎案上，云南省高院被迫提起再审，并改判李昌奎死刑。
同样的，在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在一些重大案件审理上，法院与民意也已经开始了角力，以前怎么判怎么是的法院权威，也正在遭遇民意的考验。而在这场角力中，民意经常占据主动。因为在这场角力中，还有场外的第三方因素：媒体。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李昌奎案再审前被问到民意是否影响案件判决时说：“这次李昌奎案提起再审，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舆论压力，而且这个舆论压力比药家鑫案要大得多。”
正因此，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认为“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因为“这是对法律的玷污”的铮铮之声，被淹没了，甚至被取笑。他希望改判李昌奎死缓，并认为如果这样，这个案件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但李昌奎被判死刑，让他的结论成为一个笑话。
当然，10年后的结论，要10年后才能得出。
民意对不对，民意要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尊重，表达出来的民意是不是民意的完整表达，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意已经成为独立的第三方，影响重大事件的进程。也就是说，矛盾的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或顺应民意，将往往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获益。
并且，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也往往随着络民意的充分表达而改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个税法修订时对最低起征点的改变。
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决定，个税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
但是，仅仅几天前，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二审稿中，起征点还是3000元。
是什么促成了从3000元向3500元的改变？
是八万多友提交的22万多条意见。在这些意见中，3000元的起征点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在这22万条意见中，许多意见甚至认为起征点应提高至5000元。
针对一个法案，提交22万条意见，是有史以来意见量最多的一次法律征求意见。
而正是这22万条意见，让全国人大罕见地对国务院提交的草案进行了重大修改，将起征点从3000元提高到3500元。
二、络媒体的堆积效应[1]
1.富士康第N跳
接着说说富士康“跳楼门”。在第二堂课第六节中说过，2010年1月23日，19岁的富士康员工马某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高坠死亡，拉开了富士康“跳楼门”的序幕。
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从1月23日到5月21日，深圳富士康已出现了“10连跳”造成8死2伤，引发外界质疑富士康管理有问题，“精神血汗工厂”等新名词也出现在境外媒体上。
5月25日早晨，深圳富士康发生“11连跳”事件。26日，在台湾的郭台铭赶往深圳处理危机。可是，郭台铭“处理”完还没回到台湾，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又发生了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
“12连跳”不仅让富士康自己无路可逃，也让苹果、戴尔、惠普等富士康的雇主们无法回避了。这些公司纷纷表态称，目前已经就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展开调查。
11月5日早晨，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