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我对从计划权力旧体制转变为市场民主新体制的复杂进程中产生的“原罪”与“犯罪”做了区分：
“原罪”与直接危害社会的犯罪有根本上的不同，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经济违规现象。在我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三种民企原罪，必须以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
我认为，改革发展三个时期中的三种所谓“民企原罪”各不相同：第一，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的起步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纪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边缘突破”，是一种“改革性的探索原罪”，同时也是改革界线不清产生的无知之罪；第二，90年代“三个代表”理论形成中的深化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是政府官员主导下发生的历史之罪；第三， 21世纪“科学发展观”推进中的和谐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法犯罪主要体现为法不责众的“行业潜规则”还在延续，由此产生出“普遍性的道德原罪”，形成民企经济发展“原功”支撑下的可同情之罪，等等。针对三种情况提出系统的区分解决办法，而不是简单惩治，一棍子打死，让民营企业承担不是由他们自身主导造成的罪责，从而使生产力遭受本不该遭受的严重打击。
不久，胡德平副部长告诉我，中央对惩治民企“原罪”问题已有了明确的宽容性政策，而龚家龙很可能是这一波逆流大潮中最后一个牺牲者。他的冤狱换来了更多民营企业家的解脱，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但龚家龙的故事至此并未完结。他出狱后虽然两手空空，但一如往昔地四处奔波，白手起家，只不过这一回他干脆转战海外，做起了国际市场上资源抄底的大买卖。在几乎所有人都不大看好他的情况下，短短三年他就奇迹般翻身，成为横跨石油、钾矿两大资源领域，手中握有北美加拿大与中亚哈萨克斯坦重大资源的重量级人物。在经济领域翻身之后，他又更为神奇地在政治上也来了个超级翻身：三年前的那场冤狱也在长期申诉后受到高层领导与国家最高法律部门的充分关注，并被彻底推翻。
到2011年8月末龚家龙出狱整整三年之时，经过长时间的申诉之后，龚家龙的罪案终被翻盘。“‘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龚家龙再审被宣告无罪”、“龚家龙判无罪天发集团产权存疑”等字样的新闻一时充斥各大报端。--这件事也实在意义非凡，在“惩治民企原罪”之风中倒下了一排又一排的民企老板，龚家龙几乎成为唯一重新站起的人。
龚家龙不仅重新站起，而且站得既高且直。在他被湖北的地方权势非法抓捕和冤判的日子里，我们曾四处奔走企图营救，但因对方权势太强而难有机会。我们也一直存疑：经此无端而来的牢狱大劫，屡屡得手并更多地屡屡受挫，龚家龙还能东山再起吗？会不会就此胆识尽失，意气消沉？特别是，其艰辛创立的百亿规模企业资产被当地政府剥夺变卖一空，十几年心血如竹篮打水，龚家龙以一介戴罪之身，两手空空之力，又能有什么作为？
但这个在海南商业大潮中，靠敏锐的嗅觉与坚忍的意志凭空打造出上百亿规模企业舰队的昔日石油大亨，居然再次白手起家，短短三年的狱后努力，就能再度进入一线企业家的行列。这次他干脆玩的就是“海外空手道”，凭借从海南大潮起近20年中练就的过人“机会创造力”和“机会把握力”，生生在加拿大收购了两家石油公司，在非洲收购一个大油田。更神奇的是，他竟然仅花费16亿加元，就在号称“世界钾矿之都”的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拿到储备量高达400亿吨的巨型钾矿！农业及相关产业专家皆知，中国是钾与钾肥的使用大国，年用量近1000亿吨；而中国又恰恰是钾矿稀缺国，每年的资源缺口都在四五百亿吨。而这个占地数千平方公里的大钾矿，按每年产矿1000万吨计，可以开采上百年！借着海外重大资源吸引资金的产业强磁力，目前龚家龙正在进行大规模融资，已在天津等地建立起多家钾矿专项产业基金，利用一切机会为石油及钾矿的开采做资金准备。
当2008年金融海啸从美国发难并迅速席卷全球的时候，龚家龙还在服刑或刚刚出狱，而当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就已全然认定，中国与欧美，大危机中此升彼降，中国经济将在海外资源上有大机会！就凭着这样的“中国概念”，龚家龙马不停蹄地走遍世界，穿越于大洲大洋之间，并让这一概念在这位名不虚传的“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手中，变成实实在在的资源收购。
这个故事中最令人关注的是，龚家龙身为90年代机会大潮中起家的机会型企业家，不仅在其间成功创业并做大做强，而且在遭受了灭顶之灾并全盘失败后，仍能东山再起，在国际接轨和战略型企业家的全新时代里，再度崛起，再领风骚。他是企业家群体中，一个贯穿了两个时代而仍能挺立潮头的奇迹。机会型企业家本就易起易落，较多“机会性局限”，众多人物一时风光之后纷纷落马并最终全无声息，更遑论适应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