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络复合为一个平台。2010年1月13日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中国已基本具备进一步开展三网融合的技术条件、网络基础和市场空间，要求“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
上述会议要求“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确定合理、先进、适用的技术路线，促进网络建设、业务应用、产业发展、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模式”。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时间表：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探索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2013年至2015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普及应用融合业务，基本形成适度竞争的网络产业格局”。
早在1998年，我曾提出，“三网合一、数网竞争”，核心就是强调“电信服务的开放必须以电信基础网络的开放竞争为基础”，而“重组我国电信业的现实起点，是实现最低限度的数网竞争”。时隔12年后，中国才正式部署推进“三网融合”改革。
中国电信业改革和开放之路走得异常艰难。作为国际电信改革的“后进者”，未来的“三网融合”改革，必须保证各服务商在科学、合理的法律框架下正当竞争。只有从根本上开放电信服务，经过大胆的改革尝试，方可由“一国一网”转入“数网竞争”，从而实现“三网融合”。
“三网融合”早就应该做了，因为相关技术早已成熟。如果真正把“三网”打通，不仅可有效降低中国人的通信成本，更加便于信息传输，而且对中小企业发展、创新模式的更迭等有积极影响，甚至还有促进就业之效。
为何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并未发生“三网融合”？首先，部门利益是电信业改革滞后的根源。十多年来，电信、有线电视、互联网等产业主管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改革步履迟缓。
其次，妨碍中国电信业发展的“杀手”是行政性垄断。由于相关部门实行“行政性禁入”，由此产生了市场禁入方面的行政垄断，排除了潜在的竞争者，造成电信市场长期被个别企业独占，高价低质，技术进步缓慢、服务水平落后。
过去，有关部门把行政性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然后以该产业属于自然垄断为由，说服高层决策者同意他们的管制垄断，或者干脆诉诸政府权力直接执行垄断，这成为保护行政垄断者和既得利益的温床。
近年来，国内外改革经验证明，一旦开放市场竞争，那些原先在中央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权力保护、享受各种政策优惠的“大企业”，通常都力不从心。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有所突破，加快改革步伐，尽早终结中国电信部门和有线电视部门的行政性垄断。
实现“数网竞争、三网融合”，也可能出现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但这不能成为对电信等相关产业实施垄断的理由，更不能强调行业、领域的特殊性，就“一家独霸”。这种思想与现代技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要求相悖。
至于不同的网络如何打通，我并不主张“大一统”的打通，应该通过数网竞争，实现多个网络交叉进入，数个网络共同参与竞争，增加客户选择服务的余地，将最终的裁决权交给客户。
实现数网竞争后，客户可以选择广电网络来交换语音数据，或通过传统电信系统传输图像、视频等。消费者通过自由选择，比较各服务商的质量与价格，挑选性价比更高的服务商。
有人认为，电信网、广电网开放必然出现重复建设。对此，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广电网如要实现有线电视的全国联网，只有两条路线可走：要么向电信租借线路，要么自主投入，重新建设独立的网络。
广电网如果选择后者，的确是一种重复建设，的确会产生一定的重新建网的成本。但是，如果不支付这个重复建设的成本，则可能发生另一种成本，即因为不准重复建设（也就是不准进入）而导致的独家垄断对经济活动带来的成本。我的观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讲一头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有问题。
在未来改革中，对数据传输中可能涉及的敏感内容，对各服务商、运营商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或不正当竞争，政府都要及时制定相关法规加以解决。但无论如何，这不应成为阻碍数网竞争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行业垄断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