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欠发达地区因缺少资金的注入，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是发展缓慢的关键所在。利用外资和东部地区的资金发展区域经济，不仅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相吻合，更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开发重点西移、北移的内在需要。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应立足于发挥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统筹有序地吸引外资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利用、开发。尤其要完善政策环境，通过有步骤、有重点地开放市场。开发市场资源，以产权换资金和技术，以存量换增量，促使资金整体效能的提高。同时，要积极培育各类资本市场，要用比较优势原则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扬长避短，优化资源配置。但必须看到，落后地区开发仅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单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东西发展的差距问题。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区位状态（处于国内运输网的末梢、国内大市场的边缘等）、历史基础和历史包袱（如“三线”建设时，工厂靠山进沟，社会负担沉重）等因素，使其市场主体和东部并非处于同等的起跑线。实践证明，区域发展差异完全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才、资金、能源、原材料的流出造成欠发达地区缺少人力、物力、财力而降低发展速度的“极化效应”；二是固发达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导致资金、技术、能源、设备向外扩散而内陆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扩散效应”。在经济起飞时，强大的“极化效应”和弱小的“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如果单凭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不进行政府干预，结果势必造成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启用计划机制和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实现“两只手”的有机结合，把二者综合运用，相得益彰。后进地区民间资本薄弱，国家加大对其资本、政策、人才等投入，保持与东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是开发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与支持的重点应是：①通过制订严格、科学的开发规划和部署，使开发保持较高的历史起点，在产业定位中体现“后来居上”、“后发优势”或跨越式发展；②对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当前效益和长远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平衡与实现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如对一些稀有资源和特殊性战略产业的开发利用，要有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调控；③几项具体政策支持。一是中央财政支持加快西部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揭开西北大开发序幕的前提。二是支持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保护与改善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既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为了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下游地区的安宁。在上游地区为改善生态环境实行退耕还林（草）的过程中。国家和中下游地区应通过以粮代赈等方式予以补偿。三是保证西北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享用上与东部地区大体持平。四是为某些国有企业还清历史旧账。
（二）由资源导向型开发模式向市场导向型开发模式转变
建国以来，国家对西部、东北和部分中部地区的开发主要采取资源开发导向战略，重点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工业。许多省区也都确立了以开发自然资源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模式，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初级加工，即走的基本是一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什么资源生产什么产品”的资源禀赋式发展路子。这种发展模式对于缓解全国能源、原材料短缺状况，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形成了以能原材料为主的简单工业结构，其采掘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于全国25—40个百分点。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源导向型开发模式已明显暴露出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①买方市场条件下传统的能源、原材料优势正在弱化。一是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市场竞争加剧。与发达地区“抢市场”、“抢饭吃”现象突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陆带动，但竞争能力较弱的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将面临较大压力；二是能源、原材料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国内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对上游产品需求的减少，使能源、原材料企业的优势难以发挥；三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利用国外资源的可能性加大，使西北的资源“垄断”优势弱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西部和东北的能源和原材料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和出口比较优势；四是能源和原材料属于低收入弹性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关联度差。加之这些地区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结构长期处于开发和粗加工阶段，对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对外资和技术的吸引能力差，使潜在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五是国家垄断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使地方经济的竞争力、活力和就业空间受到制约。②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使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农林牧及后续加工业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发展受到重大限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空间愈来愈小，农副产品的卖难和价格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