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红卫兵手臂如林，挥舞着红宝书。人群汇成了巨大的红色海洋。这天，毛泽东登上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做了重大调整。
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局面。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他这时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他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年轻人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势如破竹的闯劲。当然，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毛泽东思前想后斟酌这个问题。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动群众的机会，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后第一次身着军装同群众见面。其举动其含义已超越军装本身的特质。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提出要穿军装，不仅意味着他要亲身参与并领导这次“革命”，也暗示着对军队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希望。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地点依然放在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这个象征“天下平安”的地方，再次被历史选中。毛泽东一改只有五一、十一登上天安门与群众共同庆祝节日的习惯，而是在不到半年时间，八次登上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将他的“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革命愿望传达给了全国的年轻人。
提到天安门广场的八次接见，不得不涉及“红卫兵”这个特有名词。
时间要追溯到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圆明园的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这个名字。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红卫兵”——就在这群不到二十岁青少年的稚嫩而庄严宣誓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也就成了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6月2日，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一百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江青，要她将其转给他们敬爱的毛主席。
这些年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响亮应答。
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即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全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