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再次离开北京。他离京的前一天，上海《文汇报》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此时，毛泽东的思绪犹如奔腾的江河，滚滚向前。】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愈发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前一年，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此举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针对的矛头由“鬼”变成了“人”。
江青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在当时是上海是首屈一指的高档宾馆。它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后来改建成了锦江饭店。为了扩大范围，提高档次，锦江饭店还将附近建于1935年十八层高的茂名公寓和建于1934年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也纳入它的怀抱之中。马路对面，还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外带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曾住在这里。
江青看中上海，并不全因为锦江饭店的高档，她主要看上了这里的“才子”、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两人十分投缘。
江青这次组织大文章依然求助于这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
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原本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担。可是他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他宁可在幕后指挥，也不会像上次答应改编京剧那样，一口应承。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出身书香门第。他不仅有才华而且早在1948年就成了中共党员；所以，张春桥才敢力荐姚文元完成江青交下的“大批判”任务。江青知道姚文元是曾受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也就欣然召见了。
姚文元擅长写批判性文章，特别是借古寓今的批判文章。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姚棍子”。1955年“批胡风”、1957年“反右派”，姚文元都表现不俗，甚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在一次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1957年2月6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文元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全文转载。由此，姚文元名声大震，担任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因父亲姚蓬子的历史问题，他在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
通过张春桥的推荐，姚文元就要时来运转……
江青在锦江俱乐部召见了姚文元。可是姚文元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自己仕途的一个转折点，竟然骑着一辆咣当作响的旧自行车，来到这样高档的宾馆，拜见这样重要的人物。
正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沮丧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竟在那里病逝！
柯的死，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她的身边此时又多了一名笔杆子——姚文元。江青多少能从中“化悲痛为力量”，得到些宽释。
姚文元果然不负重望，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异其稿。在炮制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均由张春桥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往北京。江青后来曾自鸣得意地地说：“春桥每次来，都装着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了。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认为这篇批评文章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是篡改史实、歪曲剧本原意的。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
单纯善良的读者哪里知道，这个主题正是江青授意的。她出于政治的需要，全然不顾吴晗《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底至1960年11月，不可能“影射”1961年现状的事实，紧紧抓住“牛鬼蛇神们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