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个“灵魂”。按这个主题思路，人们自然就会与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能证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理所当然地将其看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历史上最为忙碌的时刻。上海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文汇情况》一般中央首长是要阅看的，江青可以通过它得知外界对文章的反应。但由此，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也会随之发觉《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于是，张春桥又灵机一动，赶紧将其改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周恩来等人，只让江青和极少数人从《记者简报》中掌握各方动向。
恰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暂时告别他认为“空气不好”的北京。这距离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
钱嗣杰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
这一次，专列将驶往正在酝酿“政治风云”、制造“重磅炸弹”的上海。
钱嗣杰坐在火车上，对着窗外拍了一些沿途风景照。上海，他是熟悉的，他曾多次陪同毛主席来过。他也知道，上海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别看大上海灯红酒绿，号称“十里洋场”，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直辖城市，它在历史上却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聚集着最为先进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的城市。1921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7年，共产党领导上海的工人阶级，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很长时间，中共中央机构都是秘密在上海设立的。
但是，钱嗣杰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跟随毛泽东外出，会是一次走的地方更多、走的时间更长的“旅行”。他清楚地记得，这一次旅行，历时竟然长达八个月之久。毛泽东仅在上海与杭州线上，来来回回地就“游走”了五六趟，然后又两度远足武汉、长沙。直到1966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关闭在韶山的滴水洞十一天，神清气爽“出山”后，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这时，他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生。钱嗣杰镜头里的毛泽东焕发出轻松的神情。毛泽东6月21日在韶山水库游泳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又在武汉的长江里一番畅游。浩浩荡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了行动决心，终止了“游走”的脚步，最后北上回京。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首先要讲述的还是毛泽东离京初期阶段发生的事情。
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最近有什么指示?”
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罢，深觉这个回答并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于是，很不满意地说了句：“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
他随之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众口一词：“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无奈地摇头。
离开天津后，毛泽东沿着铁路线，先后到了济南、徐州、蚌埠与南京，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
他一路视察，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毛泽东自然不快。
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一到达上海，他就看到了姚文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与姚文元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命运一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而且是极大的重视。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指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希望能够借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趋于一致。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他还曾两度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