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北京的压力毕竟一天比一天大了。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姚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他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开列了一个近年来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以此说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庐山会议之意。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便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该文。
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与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讲道：“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的紧张气氛。
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尚不知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了。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没有忘记一位美国友人的生日。她就是已经定居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女记者，经过漫长岁月对新中国的访问与报道，深深地爱上这个不是祖国胜似祖国的国家，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结下一生的友谊。这次，毛泽东特地邀请她来上海过生日，并同时邀请其他几位在华居住的外国友人，请他们也来上海为斯特朗贺寿。于是柯费兰夫妇、爱泼斯坦夫妇、马海德夫妇等十多位外国朋友由北京飞来上海，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并共进斯特朗的生日午餐。当天晚上，周恩来还以总理名义为斯特朗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他们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在门口迎接。斯特朗见状多少有些吃惊。因为江青从延安起一般是不会在这种场合露面的。
斯特朗当然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毛泽东酝酿着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江青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仅频繁抛头露面，而且将参政的触角越来越深地探进了政治高层，甚至探及毛泽东的心灵深处。
在斯特朗眼里，毛泽东没有变，仍然是那样风趣幽默。斯特朗见大家都已坐定，就主动邀请毛泽东谈谈对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说：“你们不能总让我谈世界形势，今天你们谈，我来听。”
在座的各位先后发言，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他的确是一个好的听众，听罢了还在纸上记了些他认为有用的内容。
在场的拍摄者还是钱嗣杰。在他镜头里江青的身影并不很多，每次拍摄，钱嗣杰都会觉得江青的特别。这一次，尽管室内暖气很热，但江青因为怕冷，在座谈过程中，还一直穿着大衣。座谈后，毛泽东准备了一个丰盛的午宴，席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