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活方式，其间与传统连接的人物是承传着本土血统耶尔，他普通而平凡，简单而自然；而外来混血文化介入者的代表则是美丽而强悍的莱欧拉，她习惯于带着强势的美国风格掌控一切，包括性爱。今天的以色列社会文化构成形态，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回归与移民的阿利亚运动，曾经带来了俄国的、德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文化影响，后来美国文化的大量渗透和政治经济参与，直接造成了今天以色列的社会和文化现状。耶尔的妻子莱欧拉和蒂拉尔的丈夫尤素的现代美国的生存方式与本土犹太观念内在的不和谐因素，导致了家庭生活的压抑和痛苦并最终解体，尤其是关于“家”理解，比如物质需求、夫妻性关系、是否要小孩、邻里相处等方面，有着难以化解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当然还因为两性关系本身的变迁等原因。已经觉醒的女性不甘心在男权社会“死亡”，她们试图撕破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贤妻良母”和“家中天使”的假面具表达自己真实的生命欲望，还原了女性作为人和女人的本来面目，并在观念和行为上对男权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反抗。反抗的方式在“孩子”母亲和拉亚那个时代，她们选择了逃离；而莱欧拉和蒂拉尔一代选择了家庭权力关系反转的主宰。但结果都是婚姻的失败。这一结局预示了走向高度城市化后的以色列，创造了越来越丰富且释放着诱惑的生活，同时也使作为传统精神圣殿的家庭危机重重，家园文化的固有观念淡漠。文化的多元化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耶路撒冷的都市生活，有心潮澎湃的激情、水深火热的体验、纠缠不清的恩怨。其间历史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族与个体、本土与世界、神圣与罪恶各种因素混合成一体，作为一个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又不得不去承受和亲历两千年来的苦难史。无论抗争、适应、逃避都无法超越传统与现实编织的牢笼：渴望——回归——失落的命定循环中，全然不见上帝拯救的灵光。以教外视角来看，因为“流着奶与蜜”的美化，也因为“应许之地”的虚妄：三千年的人造神圣；两千年的渴望回归；一百年的复国重建。留下的除了战争的毁灭就是心灵的创痛。耶尔为抚慰心灵找到的郊外村舍并精心修葺的那个水光山色的伊甸园，也不过是寄托着三代人梦幻家园的象征性寓所。但人们依旧恒久思慕、不断地回归，心甘情愿地被这份信仰所囚禁，古老的耶路撒冷，成了犹太人精神的集中营——里面是一群在家乡感到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永远在回家的路上而没有抵达的终点。
三
耶路撒冷（Yěrūshālaim）这个希伯来名称，根据语源分析，意思取自城市和和平两个词的意义合并，因此，耶路撒冷体现着人类最崇高的和平渴望。然而这里最缺少的就是和平与安宁，最不缺的却是仇恨与战争，三大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现在、将来都难以避免。各种“神圣”理由，更会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力量，使不同民族结成血海深仇，积重难返，神圣的光辉早已消色退隐在淡去的传说中。即使是这样一片残垣断壁的焦土地，犹太人仍旧不减那份恒久的眷恋和向往，巴勒斯坦依然是圣地，耶路撒冷永远是圣城。像驯鸽人的座右铭：“只有让鸽子爱她的家，她才会回家”；像奥德修斯的回归（作品称信鸽为鸟中的奥德修斯）；像埃涅阿斯的使命（拉亚最喜欢的流浪故事）。流浪中迷恋了两千年的犹太民族自然割舍不下对土地的这份情感。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家，又怎样才能把它建设成真正的“家园”，而不是毁灭家园的战场？回归的激情之后得到的不应该是失落，更不能是伤痛。这般简单的思维逻辑结果，却被宗教、政治和历史文化重负搅成了一团乱麻，且看不见厘清的希望。我们不知道犹太人持守理性善于思考的传统在现实中怎么变得如此苍白？
在钟志清作专访时，与作者也曾谈及阿以关系这个极其敏感的历史问题。这一民族之争源于同一个家庭中的两兄弟之争（圣经传说的亚伯拉罕后代），两兄弟中的一个被抛弃，一个成为上帝的选民。其冲突主因有二：一是土地冲突，一是宗教冲突。沙莱夫认为：“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中间，他所寻找的不是爱，而是邻里间的一种和睦相处。也许有朝一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成为朋友，但沙莱夫觉得在他这一代人身上是无法实现的，阿以双方都有着愚蠢之徒。三十年前，沙莱夫参加了“六日战争”，仗打完后他便说，应该将土地归还换取一种和平，但这种思想却为许多人所鄙夷不屑，例如他那位诗人父亲听完此话后，便对他动了雷霆之怒。”我们不禁产生质疑，千年流散后的犹太民族是否依然拥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发展的权利？以色列建国后爆发的五次中东战争表明，以色列对土地的不当追求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同时，以色列对土地的不当追求也严重影响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了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生存环境。既然已经习惯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不断适应中很好地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民族传统，流浪在某种程度上讲已凝聚为犹太民族之魂，一次显然没有可能带来和平的回归究竟还有多大意义？不管是从历史上分析还是从现实中观察，犹太民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