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现阶段，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还存在实际差别，例如女性参政的机会大大少于男子；招工招干常常出现要男不要女的现象；有的单位分房只分男不分女；有的女性离婚后无房居住；女童入学难；不少企业借改革为名，不顾女性的四期保护；以及虐待、残害女性的事件常有发生等等。女性法正是针对这些现象，制定了特殊的保护措施。显然，这种特殊保护，正是为了扫除实现男女平等的障碍。”（胡德华，1992年）从他阐释女性法特殊保护措施的原因看，这一立法的前提就是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利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弱者地位；既然女性是弱者、处于不利地位，对女性实行特殊的保护和照顾就是顺理成章的，没什么可争论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以此看来，中国的事情有时显得比西方好办，是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从不利的方面看，中国女性对于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还缺乏群体意识和认真的思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生育
据国际组织统计，1980年至1985年，全世界女性平均总和生育率为3.55，其中非洲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6.75，而发达国家平均只在两个左右。国际人口会议指出：“女性控制自己生育的能力是她们享受其他权利的重要基础。”在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女性已享有基本的生育自由：能够获得避孕知识，能自主地决定生孩子的数目和生育间隔。相反，欠发达国家的已婚女性缺少生育上的自由权，无力获得足够的教育与训练，缺少走出家庭就业的机会，过高的出生率迫使女性在很多年内都在生养孩子，她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工作能力受到限制。根据统计分析，女性的生育状况会受到她开始生孩子年龄的影响。在那些未广泛采用避孕措施的国家尤其如此。早婚限制了女性许多方面的自由，如继续受教育、获得职业等等，早育还对母婴均产生不良影响。
在法国，平均每位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8；前西德为1.3。1995年，日本内阁兼管女性事务的官房长官在一份“女性白皮书”里称，日本女性结婚很晚，而且不大想要孩子。据统计，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6.1岁；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个孩子。这份白皮书称，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原因是，一般女性认为，孩子一旦生得多了，那么抚养孩子和做其他家务活的任务就会落到她们当母亲的身上，强度很大，令人难以承受。
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女性的普遍就业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由于女性不愿因为生育中断工作，所以尽量少生孩子。据1980年统计，在生育率较高的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人口出生率分别为千分之37.0、34.3和33.8，其女性就业人数分别占职工总数的39%、41%和43%；在生育率较低的白俄罗斯、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人口出生率分别为千分之16.0、15.9、15.1、15.0、14.8和14.0，其女性就业人数在职工总数中占到52－54%。
（王世军，1989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水平，从而使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和生育率在1940年代平均为5.44；1950年代为5.87；1960年代为5.68；1970年代为4.01。全国育龄女性生育水平在1970年代的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在1980年代又有显着下降；具体说，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为2.24；1981年为2.63；1989年为2.25。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女性活产子女数为2.10；平均每个女性存活子女数为1.96；总和生育率为2.31。
中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逐渐下降，从1970年的39岁下降到1981年的34岁，也就是说，中国女性在34岁就结束了生育旺盛期。（朱楚珠等，1985年）从出生婴儿的孩次比例来看，一、二孩比重上升，多孩比重下降。多孩比重已从1981年的27.15%降低到1989年的19.32%。目前中国已婚女性的避孕率达83%，有的地区达90%以上。199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8.24／10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6／1000，比1970年分别下降了45.4%和55%。1992年，全国人工流产数1041.6万例。做节育手术还是以女性为主，节育手术分性别所占比重为：1980年，男8.2%，女91.8%；1985年，男4.6%，女95.4%；1992年，男5.6%，女94.4%。
随着生育科学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选择性别，但是要不要发展这项技术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选择性别的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是：性别选择是不是性别主义的？一种意见认为，由于除了性别主义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促使人们选择男孩或女孩，所以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性别选择。另一种意见则坚决认为，性别选择是男权社会性别主义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