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女青年待业人数比男性高出一倍。另一种说法是，城市待业青年中，女性占70%。如果从全国范围看，女性待业者占总待业人数的60%，个别地区占到70%。根据浙江温州四个城镇待业人员的调查，在713位待业人员中，女性占61.3%。她们的特点是年龄较大；待业时间较长；教育程度较低；有技术专长的较少；在打零工的人较多。1984年，上海市全市待业青年中70－80%是女性；到1985年，上海市的待业青年中仍有65%是女性。
女性陷入就业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说女性就业困难和下岗的原因是女职工素质低，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述各招工单位提高女性录取分数线的作法就是证据。另据统计，在企业职工中，女性的教育程度略高于男性。据1986年全国总工会对全国24万女职工和40万男职工的调查，女性初、高、中专以上程度为81%；男性则只有73%；在小学和识字不多这一档，女性比男性低4%。（金一虹，1992年然而，确有调查表明，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期望值低于男性。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调查将女职工同她们的丈夫的择业条件做了一个比较，所得结果如下表。）
女职工及其丈夫的择业条件择业条件妻子（%）丈夫工资高，福利好工作稳定工作轻松离家近技术性强能施展才能（李鸿泉，1990年）从上表可以看出，女职工希望工作轻松、离家近的比例超过丈夫；但希望自己的职业技术性强、能施展才能的比例却大大低于丈夫。此外，要求女职工为“本人的工作”、“丈夫的工作”和“孩子的升学就业”三项的重要性排序，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仅占17.3%；放在第三位的占54.2%。（李鸿泉，1990年）女性的事业期望值低于男性或许能够成为她们遭遇就业困境的一个深层原因，但显然不构成直接原因。
那么，女性遭遇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来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在过去，中国女性的就业模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农村女性由村这一级行政组织安排集体劳动的就业模式；另一个是城市女性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安排就业的模式。以这两种模式为主要形式的女性就业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发生变化。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女性大致可被视为一种“自我就业”（self－employment）的人群。她们不再由集体来安排就业了。在过去的集体化劳动时期，有些女性（尤其是北方农妇）虽然并不太习惯下地劳动，也不得不去劳动（不得不去行使她们的就业权利）；现在她们可以对这一权利废弃不用了（如果她们愿意），既可以在孕产期等家务劳动繁忙时完全留在家里，也可以仅仅从事庭院中的种养活动，不参加大田耕作。这对她们来说当然是生活方式的一次大变化，但是这一变化并没有引起恐慌，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注意。这一变化的发生显得十分自然。
在城市，女性就业机会遇到的主要挑战来自市场。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并无证据表明，女性与男性相比一定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尤其在“白领”行业和脑力劳动行业更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女性在工作效率上不是弱者，因此无须一般地提出保障她们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和残疾人是不同的。人们之所以要提出保护女性的就业机会问题，仅仅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女性结婚以后在家庭生活方面付出较多，还有生育的困难。因此，未婚、不生育的女性绝不是比男人更差的劳动者。所谓保障女性的就业机会，首先是指补偿与生育有关的那些不利因素。更明确地说，女性绝不像残疾人那样，由于本身的不幸需要社会的同情和照顾；但是她们在生育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额外负担，当然是有理由要求补偿的。
男女两性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中，对女性最为不利的就是她们一生将经历一次而且对绝大多数当代中国城市女性来说只经历一次的生育。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她们会把部分精力投入到生孩子和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去。用人单位的损失在这几年是双重的：一、他们得不到这位生育中的女性的全部劳动力；二，如果有劳保制度，他们还要为她付出额外的费用（带薪产假）。这双重的损失在非市场化的过去是不成大问题的：没有人会过多地关注投入和产出的核算这类事情。现在不同了，有越来越多的单位（私营、集体以及打算赢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越来越重视核算投入产出，核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雇生育中的女人不如雇男人或非生育的女人合算。于是在广东的打工妹中，“要生孩子就须辞工”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女性的就业机会于是面临一个两难窘境：要不就遵循“生育即辞工”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要想维持过去曾实行过的带薪产假，就要面对雇主不愿雇女工的局面。
年，据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对这660个企业的调查发现，88.7%的行政领导不愿招女工的真实原因是女职工生育哺乳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即使是那些对男女都合适的工种，也仅有5.3%的人愿招女职工。其主要原因是：有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