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到达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个上午，他将自己的马系在约法·施皮德的大商店门前西北部角落里。在商店前的公共广场上，施皮德讲述了自己心中的林肯：
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马来到这里，我是村里唯一的细木工。他来到我的商店里，将自己的马鞍包放在柜台上，随后便开始询问单人用的家具需要多少钱，我便拿起笔给他算，然后告诉他所有的家具共计需要11美元，他说：“也许这很便宜，可我还是买不起，但如果你能为我赊账，到圣诞节时，我的律师事务所成功了，我就能还你钱了。可是如果我失败了，恐怕一辈子也还不起。”我看着他，在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张忧虑的脸，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认为。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于是我对他说：“我有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张宽敞的双人床，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睡在一起。” “你的房间在哪里？”他问道。“在楼上。”我说道，并指了指我房间的位置。他默不做声地拿起自己的马鞍包就往楼上走，将包放在地上后，他又走下楼，脸上充满了愉快的笑容，大叫着：“太好了，施皮德，真是太谢谢你了！”
接下来五年半里，林肯与施皮德同睡一张床，施皮德没收他一分钱租金。
另外一个朋友威廉·布特尔，不仅为林肯提供了五年的伙食，还给他买了很多衣服。林肯在经济宽裕的时候，可能也给了布特尔一点钱，但也是微不足道的。布特尔对于林肯的帮助完全是出于朋友间真挚的友情。
林肯应该感谢上帝，如果没有施皮德和布特尔的帮助，他不可能在法律行业有所作为。
林肯与另外一个名叫斯图尔特的律师合伙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斯图尔特热衷于政治，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政治上了。于是事务所的事务就都压给了林肯。不过那时业务并不多。办公室里的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很小很脏的床，一件水牛皮制服，一把椅子及一条长凳，还有一个装有一些法律册子的书柜。
办公室记录显示，在前六个月，他们的合伙公司只拉到五笔业务，一笔2.5美元，两笔5美元，一笔10美元，还有一桩案子的部分报酬竟然是一件外套大衣。
林肯变得非常气馁，有一天，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佩奇·埃顿的木匠店停了下来，他有了放弃法律行业当木匠的念头。此前几年，当他在新塞勒姆学习法律时，他就很认真地想过放弃法律转入铁匠行业。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第一年，林肯感到异常孤独，和他打交道的，只有晚上在施皮德商店聚会的人，他们在一起讨论政治来打发时间。林肯周日不去教堂，因为他说过，他不知道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教堂里怎样“表现”自己。
在第一年时间里，林肯只与一个女人说过话，他给自己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能避免，我尽量不会和女子说话。
1839年，一个女子来到斯普林菲尔德，她不仅与林肯说话，而且向林肯求爱并要嫁给他，她名叫玛丽·陶德。
有人曾问过林肯，为什么陶德要将自己的名字写成那样？林肯认为一个字母“d”就已经足够代表上帝了，陶德的意思就是两个上帝。
陶德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六世纪。玛丽的祖父、曾祖父及其叔祖父都是将军和地方官，其中有一位是海军部队参谋长。玛丽自己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一所法国贵族学校学习，该校是由维克托·夏洛特·里·克莱尔·门特里夫人与其丈夫管理的，他们都是为躲避杀头而逃到美国来的法国贵族，他们训练玛丽用巴黎人口音学法语，并教她像凡尔赛的奉承者一样去跳沙龙舞及切尔克斯人舞。
玛丽总是很高傲，她深信，自己有一天能够嫁给可能当美国总统的男人，这一切看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玛丽不仅深信这一切，她还公开鼓吹自己的想法。人们觉得她说这样的话很愚蠢，但没人能动摇她对自己的信任，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她的自夸。
玛丽的妹妹是这样评价玛丽的：她热爱荣耀，喜欢炫耀，喜欢自夸，她甚至还喜欢权力，她是我见过最有野心的女人。
不幸的是，玛丽经常情绪失控。1839年，她与自己的继母吵架了，随后，玛丽摔门，一怒之下走出了自己父亲的家，然后来到斯普林菲尔德的姐姐家借宿了。
如果她真打算嫁给未来的美国总统，那她真是来对了地方，没有哪个地方比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更能让她圆梦了。那时，斯普林菲尔德还是个边疆小村庄，没有人行道，没有路灯，没有公路，更没有下水道。家畜在镇上乱跑，公猪随意泡在主干道上的泥浆里，空气里充满着腐烂肥料的气味。当时，整个斯普林菲尔德小镇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但后来1860年的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1839年时却都在斯普林菲尔德住过，一个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史蒂芬·道格拉斯，另外一个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
他们两人都遇到过玛丽·陶德，两人同时向她求爱，他们都拥抱过玛丽，玛丽曾经还说过，他们两人都向自己求过婚。玛丽的妹妹表示，当玛丽被问道愿意嫁给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