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春秋法家思想发祥起，李斯的三公九卿的法家制度已经在秦国扎根，秦国在理论上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法家管理体系，可是，秦始皇关于法家的思想的应用过于严苛，施政严于虎，终于激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十余年就亡了秦朝。
从汉朝起，使用了诸侯分封制，回到了西周时的分封制，在政治管理体制上走上了回头路，加之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出台后，儒家正式占领了统治主导，把封建王朝一步步的推向了陌路。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敢于挑战儒家管理制度，也只有寥寥几人，如汉武帝的”外儒内法制“，曹操的”唯才是举“，和诸葛亮时期蜀国的管理体制，都是法家管理制度的集中体现。
汉武帝时期，外表看来是重视儒家制度，以儒治国的，可是，实际上，汉武帝内阁中是有一群精英谋士的，那些才是真正的决策层，外面那看似威风的丞相实际上就是摆设。这就是外儒内法制的精髓所在。
曹操的用人体制一向是唯才是举的，用人别具一格，究其用人体制而言，是历史上罕见的，因此曹操占据了河北一带，能够很好控制少数民族，没有在曹氏统治时期发生少数民族攻击中原的事情，可谓是功不可没的。反观司马氏一统中原，没过百年，却给少数民族攻入中原京师，灭亡了司马氏，其中高下之别一望可知，曹操用人之能是值得称道的。
诸葛亮一向是事必躬亲的，以偌大的繁杂的蜀国事务而言，一些稍微郑重一些的军务，诸葛亮都是事无巨细，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为人清廉，毫无营私舞弊之嫌，致使蜀国上下官员以清廉为本，一时间蜀国曾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景象。
以上三人都有擅权之嫌，可是就当时的现状而言，不擅权是不现实的，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要居于人下，任人宰割，那是痴人说梦。没有一定的权力基础，是实现不了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的。
就实际而言，当时，三人的政治状态，已经初步具备了后来的内阁制的雏形，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中，君主是权力的象征，内阁是权力的实体，与李斯的三公九卿制度如出一辙，都是典型的法家制度。
可惜的是，中国至秦朝初年，到清末，也只有这三人敢于挑战儒家制度，能够实行法家制度，可是，都是短暂的，汉武帝因为穷兵黩武，国力消耗过度，以致走向了反面；曹操的法家制度，传到了曹丕就以夭折；诸葛亮统治时期结束后，刘禅即收回了所有权力，诸葛亮时期的一时辉煌消于无形。
以往的先哲的思想，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法家思想是值得人们借鉴的，不过很可惜的是，法家短命，儒家长寿，却造就了漫长的封建王朝，造就了中国民族浩大长远的劫难。
惜哉！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