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怒其入犯，必欲誅之。勢不獲已，於是戮直及其余黨；而所招來通市倭僧德陽輩，則陰縱遣之。竊謂此時戰亦可也，撫亦可也；既撫而後殺之，則梅林（胡宗宪）不能得之於上，事之無可奈何者也。曷為隱諱其事，使其門下士作為文章，盛稱招直而殺之者。胡之始謀展轉文飾，目為奇計，刻書盛行；天下後世，遂從而信之、遂從而奇之，遂從而效之。信之猶可也；不戰之名怯、誘之名詐、殺降之名不武，又曷為而奇之、而效之乎！
【嘉靖的性格比较偏激，甚至称得上执拗，常将个人感受凌驾于国事之上，此从其对议礼、对蒙古二事均可看出，且嘉靖又极为迷信，从史料中可知他已将王直视为妖孽，当时宰辅柔媚，不能持平以救皇帝之失，而东南主事大帅臣工亦非刚烈之人，上下一味奉承，故徐光启不满他们“不能條列事理，分明入告”，实际上严嵩等人非不分明，只是揣摩上意，不敢逆嘉靖而已。嘉靖年间中国海商都拥有相当强大的私人武装，明朝在东南的正规军在早期远非其对手，故这批中国海商在当时的整个东海上可称无敌。胡宗宪本来主抚，又自知战不能胜，乃利用海商谋求回国为朝廷出力的心理诱之使降，王直闻讯而至，至则广宅良婢，以安其心，而北京此时实已决心杀之。胡宗宪无奈，竟而屈从皇帝之旨，乃成杀降之事，如此行径实属无耻！从此之后，大明朝廷在海商海盗中间信义尽失，并由彻底失望而彻底堕落，归国既无门，经商亦无路，遂只有为寇为盗，东海之患乃大起。】
且無論誘殺不可，若果誘殺王直為胡之本謀，是則滅賊為期，戰、撫一致也。方俞大猷初沮其事，以為當戰不當撫；曷不明與計事，共圖殲滅，乃至戰、撫相左！迨事不成，訟言恐為俞將所笑，至以縱倭委罪於俞，逮詔獄論死；後俞上書論功，徐文貞（徐阶）、陸錦衣（陆炳）為之多方營救，僅而得免也。
【正规军人之主战，战胜而后由国家组织海军整顿海防，亦无不可，与有远见之文官的主抚策略，就长远来说都有可能使国家的海防力量走上正轨。然而以极不光明之诡计诱杀有心归附之商人，是使政府在民间公信力全失，而剿杀之后又不能整肃海防，继续任凭沿海空虚，使东海数千里海面既无中国官方舰队，又无中国私商船队。荷兰人之能进入台湾，实是借由这个空隙。】
揆厥原本，蓋由此公才雖揮霍，非能實用正兵，故無必戰之意；其議招撫，亦止為一時副急之策，非能實見古今內外經常之勢。故苟圖結局，終竟不成；便成愧憤，因生狡獪。果若真見寇賊緣起、灼知事理當然，因而講不敝之法、圖百年之安，曷為不能明白指陳，以聽睿斷！就令事勢齟齬，不獲終守前說，我之得策固自在也；何足愧憤移罪他人、何須文飾掩昧事實哉！造言弄筆，誇詡張皇，所得甚小；易世之後，家傳戶誦，遂無從考見當時之實事、亦不復通知內外之實一：使人人墮其雲霧，疑誤來世，所失甚大矣。
【徐光启对胡宗宪的批判其实还是苛刻了一点，说胡宗宪应该“明白指陳，以聽（嘉靖）睿斷”，殊不知正因嘉靖不可能睿断，才令胡宗宪有前后不一之行为。（其实徐光启也未必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过错最终指向嘉靖，不过他毕竟是大明之臣，不好直接骂皇帝）而胡宗宪当时弄笔自夸，一批不知根底的穷酸文人附而倡之，一批别有用心的士人群起诬蔑，是这一段史实第一次被扭曲。清人所修的《明史》用这一派人的材料作为论调，是这一段史实第二次被扭曲。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宣传需要而断章取义，是这一段史实第三次被扭曲。共和国以后大陆部分学者以及教科书编辑者的因循守旧，是这一段史实第四次被扭曲。到了今天，虽然学术界肯直接看明朝原始文献的学者都已拨乱反正，奈何普及不力，使大多数被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毒害的国民仍在迷雾当中。】
自時厥後，倭自知釁重，無由得言貢、市。我邊海亦真實戒嚴，無敢通倭者；即有之，亦渺小商販，不足給其國用。於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若呂宋者，其大都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於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呂宋諸國，遂擅利藪）。
【以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从甲地到乙地作单一指向的长线贸易不但不合算的，而且风险很大。从欧洲到中国东海、南海需要绕过半个地球，葡萄牙人、荷兰人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实有赖于直接在东方进行贸易。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东亚做生意的路线是：从中国（澳门）买入生丝等货物辗转卖到日本，再运日本的白银到中国买卖生丝等货物，中国商人反而在政府的管制下不能光明正大地参与这条商路。嘉靖以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必须通过葡萄牙、荷兰这些中间商，不是因为中国商人没有足够的商业能力，而是因为中国大一点的私商已经在嘉靖年间被杀光了。政府打击自家的民间商人，将家门口的东海贸易拱手让给欧洲人，此诚有明一代最荒谬的国策之一。中国海商的元气，直到明末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才算恢复到嘉靖年间的水平，但旋即卷入明清易代之争，为满清政权所扑灭。而中国东南沿海人民之海洋精神，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