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迂说》评注
海防迂說
——徐光啟
有無相易，邦國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亦百年無患也。高皇帝（注：朱元璋）絕其貢，不絕其市；永樂以後，仍並貢、市許之。蓋彼中所用貨物，有必資於我者，勢不能絕也。
【有无相易者，通商也，徐公以通商为国家常事，由此可知道明末儒者并非全是迂腐之人。此节论中日贸易之必然性。】
自是以來，其文物漸繁，資用亦廣；三年一貢、限其人船，所易貨物豈能供一國之用！於是多有先期入貢，人船踰數者；我又禁止之，則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後得為商矣。
【当嘉靖年间，日本急需中国诸般货物。中国商人就其势而前往贸易，不但有利于中国商人致富，亦有利于大明借由经济手段将国力扩展至海外。】
當時海商多倩貧倭以為防衛，交通既久，烏合甚易。
【“倩貧倭以為防衛”，即中国商人雇用日本浪人为保镖、保安。嘉靖年间，中国海商与日本浪人确有联系，但日本浪人在海商集团中只是打工仔地位，既不是主导，也没有决策权，海商集团无论是主体成员还是领袖都是中国人。】
邊海富豪向與倭市者，厲禁之後，又負其資而不償；於是倭舡至而索負，且復求通。奸商竟不償，復以危言撼官府；倭人乏食，亦輒虜掠。
【海上贸易，所需资金甚大，海上行商者不能自筹，而势必有借贷之事——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商业现象。海商借贷的对象，既有日本九州大名，也有江南的士绅豪富，这些人实际上也成为海商的债权人。所以当时中国海商的经济活动，实已使东海沿岸出现初期的金融活动。而明政府在不合时宜的决断下，用行政命令和武力硬生生截断整个东海商业圈的资金链，东南焉能不乱？】
如是展轉醞釀，復有群不逞輩勾引鄉導；內逆外憤，同惡相濟，而陳東、徐海輩為之魁，於是乎有壬子之變。譬有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則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出。
【沿海经济既然发达，良莠不齐现象自然难免。其中既会有愿走正道的海商，也必有纯走邪道的海盗。朱纨等方面大臣之失不在于打击海盗，而在于不分好坏，连有心归正的海商也一并打击。这便是用恶政逼迫好人也走上邪路。】
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壬子之禍，則潰而四出者也。若欲積而不出，其勢不能。豈有強勢之所不能，而名為百年經常之策－－又舉世而持之，可乎哉！當時若得才略大臣，假以便宜，得破格釐正，通彼我之情、立可久之法，除盜而不除商、禁私販而通官市，可不費一鏹、不損一人，海上帖然至今耳。
【此论与西方之收海盗为皇家海军之做法，何其相似！如能行之，则我中华之以私商充实国力，可较西方行此法早数十年，当时大臣中非无此议，恨不能采用耳！】
朱秋崖（紈）清正剛果，耑以禁絕為事，擊斷無避，當時譁然；卒被論劾，憤懣以死，至今人士皆為稱冤（言有甚正大而未必當者，如斷海市、絕款貢之類是也）。冤則冤矣，海上實情實事，果未得其要領；當時處置，果未盡合事宜也。此如癰疽已成，宜和解消導之法；有勇醫者，憤而割去之：去與不去，皆不免為患耳。
【朱纨总督浙江、福建时，在对待市舶、海防的问题上还有选择的余地，而他的选择就是禁绝，结果非但未将海盗杀尽，反将大批谋求走正路的海商也逼上梁山。至戚继光时内乱已剧烈，发动惨酷激烈的战争已是大不得已，此是先行者不能谋措善法，而后人便不得不以杀制杀。最后东南内乱虽平，而中国早已元气大伤。直至数百年后恢复元气，又逢满清篡鼎之变，乃致二百余年之恨。】
壬子之後，當事諸公大略分為二議：張半洲（經）、阮函峰（鶚）、俞總兵大猷，始終主於戰勦者也；胡梅林（宗憲）、趙甬江（文華）、唐荊川（順之）、盧總兵鏜，主於招撫者也。招撫之議，實自鏜始；其人老將，熟知海上情形。且王直向居海島，未嘗親身入犯；招之使來，量與一職，使之盡除海寇以自效。倭則公與之市，若有小小寇鈔，還復絕之：未嘗非靖海之一策，亦實胡、趙之本計也。
【招引王直等海商为大明所用，这不是徐光启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首先提出来的倒是海商自己。在明政府打击下不得已远走海外的中国海商，实无时无刻不念回归中国为明廷效力，海商们所求的，其实不过是一个对外进行合法贸易的名分，当时他们已经明确提出：只要明廷给他们一个名分，他们便愿意尽自己所能帮明廷荡平海盗，压制日本。此议有确实史料可证，奈何近数十年学界中之因循者均视而不见。而明代主张剿杀之儒生，所著文章对此亦只字不提，或断章取义以污蔑之。】
於時分宜能為之主持，特不能條列事理，分明入告；故肅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