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秀讲第三个字：直。
中庸讲温,但要“温而理”，不能因为温和而失了原则,这就叫温得过度,失了分寸,不直了。
所以名可秀在温之后,又用直。
孔子说“直”，有几个意思：正直,公平，直率。
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治国为政，都要用到“直”。
直与温是相对的。
比如朝廷清贪,就不能温。南北两朝当初在澄清吏治时,都采用了雷霆风暴的手段,揪出一个贪官，绝不姑息。现在的政治清明，可以说是建立在当初的雷霆风暴之后，荡去了污浊，再辅之严密的监察制度，和严厉的、不宽容的惩治手段。
名可秀讲，对贪官，那就不能讲温，要持以公义的直道，以法律为直绳，不枉不曲。
名可秀在这里讲直，就是对温的补充。
正如宽要有辨，温也要有直。
《中庸》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什么是明哲保身呢？名可秀讲，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明，是明心见性，心中有道；哲，是高明的智慧处世。当处于乱世，“明哲保身”不是怕——是不愿意轻易牺牲，所以“其默足以容”，退而隐世，担负起文化的传承责任。
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没将“既明且哲”放在前面，只看见了“保身”。于是，当国家危难之时，因为怯懦不敢站出来，苟全己身，还美其名曰“明哲保身”。
靖康之变，多少士大夫做了金人的俘虏？保全己身、不轻易而死这是对的，死要有价值。但当君王遭敌酋之辱，此即国家受辱，华夏受辱，然唯有李若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何以不“保身”哉？因为已经触及君臣之义，触及了士大夫应守的“道”，故勇而直，舍生以全道。此谓之，死有重于泰山也。
故靖康以后，我们讲士大夫的气节，就是批判这种当勇时怯，当义时退，不能直道而行。《中庸》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默”是因为有“容”，对世间会有贡献，此谓之“保身”重于直勇而死——那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们又有几个是这一种呢？
故名可秀要讲直。
孔子道：“见义不为，无勇也。”此时直即是勇，而“义”即中道。中庸是讲中道而行，所以中庸者是见义勇为，不是“保身”不作为。
名可秀道，既明且哲，是要自己明心见性，处处有道。所以孔子说“国有道，危言危行；国无道，危行（行为要端正）言逊（言语要逊，含默）”——不论哪一种，都是为了道。所以为道，是既明且哲而保身。这才是中庸的中道而行。
名可秀又讲，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故以直报怨。
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直者直道也，公平无私。这是讲你我有私怨，但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为有怨而加重报复你，也不因为德行而宽厚待你，这就是直。
名可秀讲，君子之德，要宽要直，对于恶人恶事，那就不能讲宽厚，要讲直。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对于中国无义的外邦，那就不能因为仁心而讲宽厚，要讲直，公平对待。
名可秀道，我们讲直，是要秉道而直，外温而内直。
《诗经》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如金如锡”是意志坚定，这是内直。“如圭如璧”是德行高贵，这亦是内直。
我们讲君子如玉，既是讲君子品德如玉高贵，也是讲君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此谓之，直道而勇也。
我们讲君子如竹，因为翠竹外柔内韧，风吹可弯但不可折，所以君子坚守仁心、正道和原则，要如翠竹般坚贞有节，不惧生死，不为利诱，不合俗流，此谓君子外温而内直也。
我们讲君子如松柏，是因为松柏身处大寒霜雪这样的“艰难之世”，也劲立挺拔，枝叶青茂，此谓君子道心坚定，守直不变也。正如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危境时所说的：“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这就是君子的直道。
这就是中庸的直道。
既要讲分寸，既要讲适用，既要讲包容，既要讲温和，也要讲直，公直，义直，勇直，守节持正，直道而行也！
卫希颜深心赞叹，为妻子鼓掌。
殿内已经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
五句十八个字，这就是中庸的纲。
率性谓道，中节致和，宽而辨，因时制宜，简温直。
好一个中庸！
许多人内心赞叹。
当名可秀讲完结束，合手致礼时，便有学子禁不住站起来鼓掌，跟着有无数学子站起来，最后台下所有的学子和学者都站了起来，鼓掌不止。
这样的中庸，无论是修心养性，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合用的，若用鲁国话讲一句，那就是“太中用了！”
这样的中庸，无论对大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