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中秋,京城临安分外热闹。今年的中秋又与往年不同,市井的热闹中又添了不少书香墨气,盖因南朝的首度进士科秋闱即放试于今日。
建炎立朝以来，已先后开了武举和制举，但被读书人视为科举首重的进士科却是今岁方开。按制，进士科分州试（解试）、省试（礼部试）、殿试三级,州试即在八月十五开试，俗称“秋闱”。因而今年的中秋，京属诸县的应举士人均集于钱塘门外的本州贡院应试，州学和太学生在礼部贡院赴解试，宰执、侍从、在朝文武官员的子侄也一应安排在礼部贡院应试，而不是往常的国子监。
这一应试地点的变化绝不是一桩小事,它意味着朝廷取缔了自仁宗朝以来的科举“别头试”。
所谓“别头试”,是指对官员子弟及亲属单独进行考试——在地方由转运司对地方官员的亲属、门客等单独进行解试，在京城则由国子监对中央各级官员子弟进行的解试，其初衷是防范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在科场营私舞弊，因此，公开给予官员子弟一定的应举特权。
然而，实际上，“别头试”却逐渐演变成为朝廷对官员亲属的照顾和恩惠，继而演变为科举一大弊。
其肇端在于“别头试”的录取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举子参加的解试，普通士子为百中取一，而“别头试”初时为百中取三十，至后虽有减抑，也是七人取一人，为普通士子中举率的十五倍。正因录取名额多，所以钻营者众。
以往，每逢秋闱之前，有权有钱者便暗中运作，有钱的行贿，有“关系”的四处托人，伪造户籍、假冒亲属关系或门客，使不符合条件的举子具备官定“别头试”的资格，这种现象在仁宗朝后相当普遍。
更有甚者，很多官员从“别头试”中收受丰厚贿赂。按朝廷惯例，地方官任职须“避亲避籍”——不能在籍贯所在地或有亲属的地方任职——因此他们在当地并无多少亲戚，却拥有“别头试”推荐亲属、门客的特权，对多数官员而言，自然不会放弃朝廷赋予的权利，于是便将“别头试”的资格卖给有钱人。
还有不少官员明目张胆的公然作弊，引起了当地普通举子的强烈不满。譬如赵佶大观年间，衡州就有六十三名举子顶伪籍赴“别头试”，被相识的举子揭发，科考场屋喧闹揪打，举子群情激愤，险些出了人命，将这事一直闹到礼部，方平息了下去。
宋之意在《论科举革弊之罢别头试奏议》中道：“科考之弊，莫甚于别头试……一则，举子为赴别头试，或行贿，或请托，改换乡贯，诡冒宗支，不计手段……举子皆无心学问，挖空心思钻营人事，疏通关节，以‘别头试’为入仕之终南捷径……坏学子心术，败士子之风，莫此为甚。且此辈入仕为官，必为官场蠹虫，致使吏治**……二则，官员以此受贿，不仅腐化官风，且败坏国朝科考取士之公正，为害犹甚。”
礼部侍郎这份上疏在朝中立时引起了争议。有支持的——如朱敦儒、胡安国这类清望官员，也有激烈反对的。因罢“别头试”即意味着官员的亲属、门客失去了便捷的科举入仕之途，自然引来如潮的反对之声，说：朝廷开“别头试”是优厚士大夫之举，罢了此试即寒了士大夫之心，不利于朝廷稳定。
宋之意当廷驳道：国朝待士大夫之优厚前所未有，仅官员的俸禄和给养贴补就远高于唐朝盛世；且朝廷已广开制举，官员子弟不能中进士尚可应制举，仕途并不因罢别头试而狭。
反对的官员因关涉切身利益，自不会因礼部侍郎的驳斥而后退，双方滔滔之辩听得赵构头痛。从心底来说，心怀收复“故土”之志的皇帝自然是赞同革除旧弊，但反对官员之多也让年轻的皇帝心怀凛然，尤其不少地方官愤言“别头试不可废”，这让皇帝不得不顾忌着他的决断。
然而，和金殿上的这位年轻至尊相比，此事的幕后发起者显然更具备权谋上的大胆和政治魄力，对于以时论推动朝堂的手段名可秀更是已玩得娴熟。
于是，很快，这场争论从朝堂蔓延到民间，引领民间时论潮头的自然是已在京中奠定舆论地位的《西湖时报》。
报纸对如何评论朝事也早已手段圆滑了，自然不会直接提及礼部侍郎的奏议——未经朝廷允许而擅自登载官员的奏札属违反《皇宋出版条例》——而是针对秋闱，砭论科举时弊，说进士科“别头试”让不少没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亲属入仕为官，而那些品学兼优的寒门子弟却因录取比例过低无缘参加礼部试，失去了进仕机会，此为科举之大不公。
这种说法立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拥护。地方报纸也跟着《西湖时报》的风头评论纷纷，说朝廷应废止“别头试”，正士风礼俗，还科举公平。更有隐晦的评论说，那些反对罢“别头试”的官员，是不愿意失去结党的潜在后进，直接给那些反对派扣上了一顶“结党”的大帽子。
自然，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些非官员亲属通过特权官员获得“别头试”资格，一旦科举中第，自然要回报推举者这份“恩惠”；而对于推举官员而言，他们也乐于提前“投资”，下力气扶植那些仕途有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