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时招收的新生，在经历四年的流亡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这届毕业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这一年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自流亡以来，在校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1045人。在1937年，学校还只有512人，此后在校人数逐年递增。
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晚年谈及当时的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的原因时说：“我们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
1943年8月，素有黔北“小江南”之称的贵州湄潭县，一种被称为湄红的新茶出现在集市上。这种茶叶是由三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开发出新品种。茶叶种植是湄潭主要产业之一。此时正值暑假，因为抗日战争仍在持续，国立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里，家乡在沦陷区的教授和学生依旧不能回家。
离新学期开学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一些刚刚考入浙大的新生已陆续从各地赶到这座小小的山城。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收新生600多名。不满17岁的江苏籍考生李政道，在贵阳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被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很快就和几位同学一起从贵阳赶到湄潭。
湄潭城外，到处是整整齐齐，充满绿色的茶园。迎着充满淡淡茶香的夏日空气，李政道步入了湄潭城。
国立浙江大学在1939年底搬迁到贵州遵义，由于房源紧张，只能分散办学。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设在距遵义75公里外的湄潭。
理学院下属的物理系搬到湄潭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楼内陆续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四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每年的六六工程师节这天，实验室和工场都会向当地人免费开放。
据回忆，场面就像过盛大节日，比那个赶集赶场还要热闹，它不光是工学院如此，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把一些个科学知识的普及，你像马德堡半球，这球是真空，大气压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就是两匹马在那儿拉，他也在那儿通过人，你自己来试试看，真空以后你能扯得开扯不开。
据回忆，那个遵义是比较落后了。我们这里还有一架飞机，学校里有一架飞机，这个到了工程师节那天是，遵义老百姓人山人海，到那去参观。
据回忆，感到稀奇了嘛就是，就是这样回事，因为又没有看到过，日光灯哪里看到过。
据回忆，每当遇到这个工程师节，和进行这个科普对外这种展览的时候，是非常慷慨的，竺校长在这一点上是，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让各个系绝不吝啬，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学习科学、了解科学，同时也了解浙大，支持我们浙大办学，实验室开放，他觉得实验室开放日，就是在工程师节的时候，各个系的实验室都是对外开放的。
一天，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少年，其中一位是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另一位则是刚刚来到湄潭的化工系新生李政道。
据回忆，因为李政道和束慰曾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两个人也是要好的朋友，在一个假期的时候，束慰曾带着他到自己的叔叔家，这样认识的束星北。
李政道192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李骏康靠生产经营化肥发家致富，排行第三的李政道从小喜爱读书，国立浙江大学是他年少时心仪的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刚满15岁的李政道不得不只身离开上海。经历了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两年流浪生活后，他经福建、江西、两广抵达贵州，在贵阳参加了1943年夏天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如愿以偿地考取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之所以读化工系，是因为父亲的要求。
李政道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心底里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但是入校一个月后，李政道却做出了一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
李政道是一年级新生，按照学校的安排，他必须去距离湄潭15公里的永兴镇校区。永兴是一个小集镇，全镇只有短短的一条街，两面是破旧的房屋。一年级的校舍主要分布在镇上的两个会馆里，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
这一年，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也被安排到永兴，教授低年级的基础物理课。
据回忆，他讲课非常有特点，一个就是他从来不用什么讲义，很少在黑板上写什么概念或者定义，就是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随随便便地谈，而且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大家所能看见的，甚至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高兴了呢一屁股就坐在哪个学生的桌头上，就那么侃侃而谈，或者一堂课经常和一个学生在这儿争论一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这一堂可就结束了。
李政道在听了几次束星北的物理课之后，便开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