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苏德晶回忆，后来到贵州就不行了，你钱不够用。他开始后来说是抽烟叶子，抽烟叶子吧，烟叶子他卷吧不会卷，从此就戒掉了。
湄潭物价比遵义低，米价只有遵义的三分之一，蔬菜瓜果也不贵，但苏步青一家人丁太多，即使东西便宜，也挡不住每天巨大的伙食耗费。苏步青决定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
据苏德晶回忆，我爸爸很会种菜，他每天就拿那个粪桶，把它拿粪勺子把它舀出来以后，装在桶里挑过来，他光脚干活，我看他。然后呢浇肥，那个种的菜吧特别大，特别好，那冬瓜都这么大。
湄潭人很快都知道了国立浙江大学，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但这种自力更生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人的困境。
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同在湄潭数学系的教授陈建功是苏步青的挚友，早年曾一同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陈建功比苏步青提前回国，回国前相约一起去浙大，建设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抗战时期，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据回忆，浙大的陈苏学派，或者被称作浙大学派，是和国际上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意大利罗马学派，形成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三足鼎立之势。
来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使得苏步青一家的境况得到改善。对于竺可桢的帮助，苏步青在52年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竺先生这样好的校长，把教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当然，我也把竺先生当作知己，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怎么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竺可桢的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明显减少。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据回忆，浙大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烟，主张政府出面，我们浙大提供一笔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
据回忆，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那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创办浙大附中。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据回忆，当时我们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容易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