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为不知我和小娜的事。有一天，他针对那只手主动地找我。他一脸忧虑和关怀的神色对我说，天鹤，你应该像你的名字一样坚强起来，我真担心你这样消瘦下去，早晚会死掉。
我说，活着也是痛苦，死就解脱了。他说，那只手就这么难以摆脱？你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呀，既然依靠爱情无法战胜颓废和沉沦，我们还可以想别的法呀，比如说你可以需求宗教帮助，比如佛教，比如道教，比如基督教。
我说，任何一种信仰变成宗教的教义，那性质都差不多。如果任何信仰都靠某些人构成的组织去宣传维护控制，这种信仰就会变质，就会成为某些掌握宗教权力的人任意驱使的工具。比如佛教，好多经文都让歪和尚念变味了。比如我们的党，党章上说的多好，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理想，它超越任何信仰为成为人类的终极理想，可是，谁能为了大众真正奉献自己？尤其这种奉献都不为我们党的掌权者所承认和赞美，尤其这种奉献被我们周围的党的领导者所嘲笑，我们的奉献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入什么教都是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战胜自己，真正喜欢的信仰被现实摧毁后，我已经成为弱者，我是决难战胜自己的。
吴有为见我这样消沉，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叹口气，拍拍我的肩低着头走了。他本身就是一个信仰受到打击的人，在现实中感受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剧烈难忍，他还怎么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服我？生在这个权力和金钱左右的社会中，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的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去，要么新生。死去，就是在现实中彻底的沉沦，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而新生，则是在自己把自己杀死后的彻底背叛，向现实投降，成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成为被本能的欲-望所主宰的行尸走肉。
过了两天，吴有为兴冲冲地来找我，他高兴地对我说，天鹤，这下你的问题有办法解决了。我有些愕然，赶紧问，怎么回事？
吴有为说，我听我母亲说，在我们村东十五里的勾头村，有一位扶乩的男子，他无所不能，比神仙还神仙。
我知道扶乩这回事，一开始我还把乩（ji）念做“乱”，但这乩到底怎么个扶法，我却从未得知。我笑道，吴有为，你怎么也唯心起来了？这类东西怎么能让人相信。
吴有为认真地说，心诚则灵嘛！再说，你得的本就是心病，心病正好“心”来医嘛，说不定这还真有效。这一星期天我就陪你去看看。
我并不相信这位扶乩的男子能改变我什么，但我不忍拂吴有为的好意，况且，闲着无事，也乐得去见识一下那位胜似神仙的仁兄的把式。所以，我就高兴地答应了，这也使得吴有为很高兴。
因为路远，我们去得晚些，所以一到那儿就见一长溜的人挨个恭敬地排在那儿。这是一所很平常的农村院子，除了显得干净、朴实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前来拜访的人，有的人脸色枯槁、缩首躬腰，陪同之人一脸焦急、忧虑，不用问是来看病求医；有的人穿着整齐、扎眼，满面红光，眼神炯炯，陪同之人一脸谄媚，不用问就知是些科长、局长、经理、主任之类的干部前来叩问前程；有的是一对青年夫妇，面露着焦急，不用问就知是关于子女生育问题。
察言观色，看他们的面貌表情，再根据他们的年龄和服装、言语、举止就能猜出他们的职业，然后稍微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心理学以及联想能力，就能推测出他们来的目的，何须用扶乩来预测，我就能把我们要问的问题说个八九不离十。
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对那扶乩之人如此恭敬若神明感到好笑。忽而我又想到，他们何尝是不明白，也许就象我和吴有为一样，只不过是在别无办法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希望来支撑自己罢了。
好不容易轮到我们，我和吴有为小心地走进去。略显昏暗的屋子里一个人坐在八仙桌边，他的面孔罩在缭绕的香烟之中，显得有些仙气。他有快四十的年纪，面色清瘦，眉毛极黑，双目有神，一看就知是极精明之人，能从你的一举一动上洞穿一切。
那汉子看了我们两人一会，就盯着我问，有事求我的可是你。
吴有为立刻惊奇地问他，先生怎么知道。那男人道，你们两人都非寻常之辈，我也不瞒你们，这位先生面露疲惫之色，举止无力，双目无神，分明有事困挠在心，久难摆脱。如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先生必是问婚姻之事。
吴有为脸上惊奇之色更浓了，脱口而道，先生真神了。那男人面露得意色，摆出一付道行高深、深藏不露的架式。
其实我并没有觉出这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事以我的水平，也很容易就推测出，我为了写小说，下功夫研究过江湖秘术、江湖揭秘以及奇门遁甲之术、周易预测、梅花神数之类的书，只不过是用阴阳五行来分析、推测人事而已，再加上走江湖者拿手的急打慢千之类的窍门儿，准会把人弄得云里雾里。其实一般水平的算命、看相者，都以观察得出的结果，加之奉承和套出的情况。就象农村中的神婆、神汉之类，你什么也别说话，任由他说，你便会听到他(她)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