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孩子他爸乔洞是市塑料包装厂的销售员。那个厂以生产编织袋子为主，那时候编织袋子是新产品，替代了过去的大麻袋、牛皮纸袋，市场一度供不应求。
不知为什么，政府忽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的领导人背着土特产，揣上一包钱，一脸憨厚相跑市场，他们很快就跑出了成果。
塑料料包装厂是国营企业，国家有严格规定，国营企业如果用企业的钱（那
是国有资金）给客户送礼，企业领导人将被查处。哪个领导愿意为企业办事自己被查处呀！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国营企业节节败退，销路逐年下降，质量和价格都不是商品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辉煌一时的塑料包装厂终于支撑不住了，全体职工无限期放假。厂长、书记加几个亲信留守，说是等待国家宏观调整。放假期间没有工资，不给交也没有钱交养老保险，政府口头鼓励自谋生路，没有任何政策支持。留守的人怎样解决工资与保险？谁也说不清。有人说能要回来一些旧债，另外还有点库底子。肯定有办法解决，不给开资谁留守？
乔洞除了推销编织袋，别的本事没有。三十几岁的人让他再学新技能也难，他该干什么？我们一时找不到出路。好在我的单位还能支撑，养着他和孩子虽然紧吧一点，可还不至于挨饿。
那些日子，他整日里唉声叹气，一言不发，默默地干家务，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他一下子老了五年。”
起初，我真没太当回事，下岗失业的人多了，都没饿死，咱怕什么？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政府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这局面不会持续太久。报纸上天天有如何振兴国营企业的文章，中央和地方都信誓旦旦地表态国营企业要“三年脱困”。我相信了报纸上的话，以为国营企业的困难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好转，我盼着企业尽快好转。
终于有一天，我厂也支撑不住了，工资拖了两个月，我有种不祥的感觉。孩子正上小学，如果我们夫妇双双失业，生活该怎么过呀（那时候低保政策还没有出台）！我开始催促乔洞想办法了。
那时候，行政、事业单位的优越性开始显现，他们不但不用担心失业，而且工资还逐步上涨。
我开始后悔没有找一个在机关工作的丈夫。读书时的场景时常在我的意念中闪现。那时班里除了蚊子对我有意，还有个叫薄庸的男同学也对我有意。这薄庸黄白镜子脸，长相还行，他爸爸是市内一大厂的副厂长，家里的住房、用具等都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好。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很规整，还有点发亮。有一天，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私下对我说“薄庸这小子油头粉面”。我听后心里对薄庸总有一点蔑视，认为他不可靠。
我家与薄庸家都住在学院西部，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骑着自行车向一个方向奔。有一天，他在我前边停下来，前后左右看自行车，我以为他的车出什么毛病了，赶到他身边停下问，“怎么的了？”“小毛病，没事。”他笑着回答，又低头看了看车子，然后，用手拍了一下车座，跨上了车。过两天，我又见他停在我前面前后左右地看自行车。“车怎么又坏了？”我经过时减慢了速度问。“嗨！这破车。”他答了一句就跨上了车，看来车没有毛病。
我疑心他是故意检查车，实际上是在等我。
这发现使我增添了一些自信，再看到他在我前边的公路上前后左右看自行车的场景，我就立马跳下车，也学着他的样子，前后左右地看车，装作找什么毛病，等他走远了，我拍一下车座，长出一口气，再跨上车。我不想和他纠缠，我有我的追求，这追求是远在他之上的。
真想不到薄庸还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副局长，又过了几年当正局了。早知道他有今天，我当时装什么呀！冷静地想一想，谁知道他这个“局长”他丈人家出了多少力，娶了我会有这结果吗？还是认命吧！薄庸这人不是汉子性格。一九八二年八月，我们几个同学利用假期去北京旅游，黄秋丛花一块钱买十斤鸭梨，分给大伙吃，第二天，薄庸花一毛钱买一斤，放在口袋里自己吃。他当上领导以后和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同学去找他他也不见，就怕谁有事求到他，生怕一个闪失，误了前程。其实，有些事情能办就办呗，达则兼济亲朋，才是男儿本色！
现在，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多少个清晨，我忽然在睡梦中惊醒，看着身边酣睡的丈夫倍感无聊。我时常想起书上的话：
“在这个时代的大变革中，
别人都需要作战的时光，
我确用悲喜之网自缚，
停滞在温柔之乡。”
可我一个女人能做什么呢？
我也曾在一个清早独自走到河边，排遣心中的抑郁。我想到过死，“一死就能摆脱人世所承受的千百种皮疼肉疼，”“在死的睡眠里又能做些什么梦呢？”想到儿子，想到年迈的双亲，总觉得还有些事没有做，等我做完了，再从这岸上庄严地跳下去。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