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说人在恋爱的时候最不理智，其实人在灾难面前更不理智，我当时幸亏残存着理智。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塑料包装厂原来管生产的苗副厂长来找乔洞，要合伙开一小塑料厂，专门生产编织袋，他负责生产，让乔洞管销售。
我一听行啊，干吧！没有本钱，借。
我们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都找到了，终于凑够了开工的钱，没有周转的钱，先不管到时候再说。银行的钱想也别想，那时候银行不给私企贷款。
原打算租借塑料包装厂的厂房、设备。留守厂长做不了主，请示局长后说不行。一是政策不允许；二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调整好了，企业还要复工。
没有办法，只能租场地，上设备。做编织袋子的设备很简单，也不贵。一台挤出机将PVC颗粒挤出，拉成丝，编成布状，再有几台缝合机就够了。尽管价格不太贵，可也买不起新的。苗厂长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两台旧机器，缺少零件不要紧，到塑料包装厂把闲置的机器零件拆下来。那机器租给我们违反政策有人管，拆给我们零件没有人管。几个留守的人开始还允许我们去拆，后来请喝酒就不管用了，几个家伙明说那些零件很值钱，要低价卖给我们。“这样更好，免得欠他们人情。”乔洞这样说。我在厂里管财务，每次拿钱都要经我手。说是低价，其实比废铁还便宜，连电机也拆回来了。
我厂生产的产品叫“吨袋”，就是一只袋子能装一吨的货，货都是玉米，镁砂什么的，销路还行，就是拖欠货款。乔洞整日跑矿区，送货、结账、要钱。他不能喝酒，每次去见客户都要喝酒，回来就疲惫不堪。
忘了是哪一年，市场突然“疲软”，产品堆在厂院里卖不出去，又不能停产。这时候市里又开了三家做吨袋的小厂，都是塑料包装厂原来搞生产或销售的人干的，一时间竞争激烈，价格一路下滑。干活好一点的工人不断被挖走，我厂工人缝一条袋子挣二元四角钱，人家喊出给二元六角钱，这些工人就都到那家去了。
两个股东都失去了信心，我也不知道这企业能坚持多久。“红旗能打多久？”我这样问乔洞。“能打多久打多久呗，想那么远干嘛？”他这样回答我。他比我看得开，他认为市场没有问题，他担心政府改变政策。这期间又有一些国营企业倒闭了，私人企业越来越多，他知道政策不能改了。“塑料包装厂不能活了。”他这样对我说。
苗厂长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要求退出，另一个股东也要求退出。当初合伙时我们出的钱最多，乔洞是董事长。体弱多病的乔洞这个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他看到了这企业的前景，答应他们退股，立即就凑了些钱给他们，不足部分打了欠条以后给。这不足部分的钱是这两年挣的钱，他们的本钱早收回了。从此，这小厂由我们独家经营了。
我又一次充分又过度地开发了我的人脉资源，借钱。这一次借钱，比上一次容易些，有个小厂在这放着呢，是因为一时吃紧，借钱为的是暂渡难关。
借钱的事可真不好开口，伟大的莎士比亚说，“不向人借钱，也不借人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借出去往往人财两空。”
上学的时候，我是最不爱背书的人，这两句话，我看到的时候就记住了。我知道借我们钱的人也都知道“借出去往往人财两空”的社会现状。
乔洞的身体渐渐不支，经常发烧，咳嗽，我市的医院也弄不明白病因。乔洞的大姐是市立医院的外科大夫，她让乔洞到市医院看看。因为经常听到市立医院误诊的事，乔洞严肃地对姐姐说“姐，你要是真对我好，就别让我上你们医院去，送我到沈阳去看”。到沈阳的大医院一查，当时就让留下住院治疗。
家里的小厂只能由我管理，我这才知道搞企业的艰难。
因为厂里的厨房太小，我在厨房外又接了两间房，原以为在自己的院子里，又不是正规的房子，也没有报批。几天以后，突然来了几个穿绿色制服的年轻人，腋下夹着塑料夹子，说是消防局的，来检查消防工作。几个人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又让我拿出建厂时的图纸。结果是这新建的两间厨房没有报批手续，有火灾隐患，要法人代表明天到消防局去一趟。
我那时少不更事，以为去了把情况同领导说清楚就没事了。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到了那人家就不让走了，要罚款。我问：“罚多少？”回答“五千”。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我市普通公务员一年也就五千左右块钱，他张嘴就说五千。
“有依据吗？”我问。
“当然有了，没有依据我们凭什么罚款？你这种情况应该罚一万，我们念你是初犯，又不懂法，少罚你五千。”那负责的家伙这样回答，又做出一副给我翻找依据的样子。
我知道他能找到依据，那依据上面一定写着“罚款五千至一万”的字样。我示意他不用找了，我给你五千，并叫他们几个人去喝酒，我请客。那人先是一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罚了钱，饭就不吃了。我告诉他钱照罚，酒也要喝，我省五千块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