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建议，被汉武帝刘彻采纳之后，从此儒学便成为了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十分强盛，这给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华夏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李唐皇室追老子为鼻祖，却没有以道家为治国刚要，概因自视正统，自然要崇尚儒学，自武德皇帝定鼎关中，开国大唐以来，儒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数以百计的儒学大师被委以重任，或立足朝堂，或主政一方，显赫一时。
于志宁便为儒学大家，早年广有才名，被前隋征辟，官居县令之职，如今改朝换代，更进一步，成为朝堂之上的重臣。
太宗皇帝因于志宁学问精深，为人持重，这才以他为国子监监令，为大唐帝国培养后备人才。
薛琰跟着于志宁步入正堂，这里便是平日里，国子监众监生学习的地方，正堂当中，供奉着孔夫子的画像。
于志宁上前，先焚了一炷香，才对薛琰道：“今尔进学，当先拜我儒门圣人。”
薛琰虽然从来都对孔老二不感冒，然而眼下可是大唐，儒学是正统，纵然是薛琰这个穿越者也不敢对这位儒门圣人不敬，倘若他当真胆大包天，做出点儿惊世骇俗的举动，不用太宗皇帝降旨，于志宁这个儒门忠徒就能分分钟秒杀了他。
恭恭敬敬的上前，双手接过了于志宁递过来的香，跪倒在地，举香对着孔夫子的画像拜了九拜，算是正式儒门，成为了儒门之下的弟子。
待拜过了孔夫子的画像，于志宁又引着薛琰入座，在大唐，胡椅虽然已经被民间广泛使用，但是在正式场合，人们还是更习惯于传统的跪坐。
薛琰可就倒了霉，在武阳郡公府，家中早就被他全部换上了胡椅，可是在国子监，薛琰能坐的就只有一个蒲团，而且还必须跪坐，可怜了他那娇嫩的小膝盖。
强忍着不适，端端正正的坐好，摆出一副恭听教诲的虔诚模样，于志宁是国子监监令，待行了拜师礼，就成了他的授业恩师，这师徒的名分，一辈子算是落下了。
依照周礼，拜师的仪式可是非常庄重，繁琐的，讲究净手净心，朱砂开智什么的，不过自汉以降，五胡乱华，原本自东周末年就已经崩坏的礼教，到现在其实已经剩不下什么了，那繁琐的仪式，自然也就省去了，倒是让薛琰轻松不少。
于志宁只是叮嘱了几句，今后要勤学上进，尊师重道，友爱同窗什么的，这拜师的仪式便算结束了，因薛琰已经有了表字，所以于志宁也就少了一个为薛琰定名的机会，倒是让老夫子惋惜不已。
拜师仪式结束，于志宁原本板着的脸，也舒缓了不少，道：“子玉！”
薛琰赶紧恭敬应道：“学生在！”
等薛琰抬起头的时候，竟然发现于志宁奇迹般地笑了，自方才见着这位老夫子，他还以为对方根本就没有笑这种属性呢。
于志宁看着薛琰，眼神之中满是欣慰，道：“小时见你，甚是顽劣，却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