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娘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
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的一生荣辱跌宕，机遇让人嗟叹，当然，不能否定他对大唐王朝的巨大贡献，特别是高宗朝时，长孙无忌贯彻执行太宗皇帝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太宗皇帝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句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
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长孙无忌可谓是第一功臣。
但是，权力的选择总是无情的，从追随太宗皇帝起，长孙无忌看似一直机谨从事，兢兢业业，也深明为政之道，进退有度，事实上，长孙无忌所作出的每一次选择都经过了他的算计，他就像个赌徒一样，按照自己的算计去押注。
后来，太宗皇帝驾崩，长孙无忌顾命佐政是太宗皇帝平衡山东、南朝、关陇各大集团政治势力的结果。
推选高宗登位，一来是自己的权术，二来是自己作为太宗皇帝一直以来的心腹和亲属，这样的局面是形势决定的。
关键的要素是，长孙无忌没有把处理好日益增长的高宗对皇权的控制和自己操纵皇权的关系，高宗朝的形势只能是皇权升和权臣退之间的选择，长孙无忌却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之前太宗皇帝在位之时，其妹文德皇后在临终前曾对太宗皇帝说:“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以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也曾多次要其兄逊职,但长孙无忌没能真正理解胞妹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没有为自己留下余地，最终只能作为皇权加强的牺牲品了。
长孙无忌或许对亲情还保有一丝希望，或者还侥幸高宗会念及他的立储之功，但是在权力前面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他被诬陷高宗却熟视无睹的原因之所在。
在历史上，从炙手可热的权贵，到最后被流放，客死他乡，政治的选择总是无情的，个人摆弄权术最终只能害人害己。
长孙无忌在唐初始终处于权力的漩涡之中，他的际遇可悲可叹，这更多的是政治的选择，唐初，关陇阶层始终控制这权力的中枢，造成了政治体制一定程度上的固化。
唐初经济发展迅速，科举取士进一步加强，寒门子弟和中下层官员等新兴的政治阶层迫切需要在权力中枢谋取自己的地位，关陇集团把持权利牢牢不放势必引起反击，最终只能没落。
长孙无忌作为政治派别的首脑，作为矛盾的风口，他的遭遇已经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一切，只可惜，长孙无忌不是薛琰那样的穿越众，对于自己的结局，他看不到，也猜不到。
现在的长孙无忌只想让一切都按照他设计好的路线走下去，通过控制太宗皇帝，以达到他控制朝堂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长孙无忌不断地以退为进，赢得太宗皇帝的新人，恩宠，一边又在不断地影响太子李承乾。
可以说，从李承乾被册立为太子的那天开始，长孙无忌就已经完成了下注，他要让李承乾顺顺利利的登上帝位，李承乾性格孺弱，易于控制，到那个时候，朝堂还不是他长孙无忌说了算。
从这一点上来看，长孙无忌确实是个老狐狸，他算计的不是眼下，而是未来。
原本，一切都在按照他设计好的线路在发展着，但是突然多出来一个薛琰，如果只是李承乾与薛琰交厚的话，长孙无忌虽然会担心，但是却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危险，毕竟他与李承乾是郎舅关系，亲情总归要超过友情的，更何况，长孙无忌根本不相信，一国储君和一个臣子之间会有什么真正的交情。
但是现在，薛琰居然通过影响李承乾，达到了接近太宗皇帝的目的，这让长孙无忌感觉到了危险，巨大的危险，当局面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算计范围之后，他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受控制了，这让他生出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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