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琰原本想要装糊涂的，谁知道，太宗皇帝这个时候，居然犯起了一根筋，开始不断旁敲侧击的往薛琰的脑门儿上杵，后来见旁敲侧击不成，干脆挑明了要巧取豪夺了。
“贤侄有大智慧，当知先公后私，玻璃这物事利益非同小可，倘若献于朝廷，想来当今圣上必定不吝封赏！”
“贤侄此言差矣，倘若无国，何以家为，贤侄欲要生活安泰，当须知只有国家强盛了，百姓方能得享安乐，方尽天下，圣天子当朝，正欲大展宏图之时，然前隋战乱多年，而后又有突厥寇边，如今虽平息了边患，可朝廷国库已然空虚，贤侄岂能只顾自家，而罔顾国家！”
那意思分明就是：小子！快点儿将玻璃的制造工艺交出来！否则的话~~~~~~哼哼！
薛琰是真心无语了，特别是听着太宗皇帝不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突然有种腻歪的感觉，“圣天子当朝”，好吧，这话不错，您老人家确实算得上是华夏五千年中难得的有道明君，可是这话，从你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听着咋就这么别扭捏！？
而且，把理由说的那么高大上，归根结底，还不就是眼红玻璃赚钱了，你老人家分到手的税太少了吗？
薛琰也是个牛脾气，太宗皇帝越是这么说，他就越是不愿意顺着太宗皇帝的意思干。
而且什么叫国富民强，这句话说的好像不那么有道理，应当是民富国强才对吧！
藏富于民懂不懂啊！？
要知道，藏富于民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经济理论，是华夏自古以来富民学说的延伸，藏富于民更是后世东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观，更是一种民主及国家强盛的现象。
当然了，薛琰这个时候和太宗皇帝说什么民主，那纯粹是扯淡，但是藏富于民的道理总归是错不了的。
事实上，这种思想并非是后世才出现的，华夏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家，在有关国家与百姓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历来都主张藏富于民。
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富民思想在华夏的思想界更是不断出现，影响深远。
华夏的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百姓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富民思想。
薛琰觉得有必要和太宗皇帝辩论一下了，要不然的话，这位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还不得因为眼红，变成巧取豪夺得专业户啊！
正方：太宗皇帝，论点，国富民强！
反方：薛琰，论点，民富国强！
如今被视作正统的儒家，就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
（本章未完，请翻页）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老夫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
孔夫子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百姓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
他把百姓的富足看作是朝廷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政治思想。
孔夫子的富民思想在华夏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
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荀况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
墨家则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