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太宗皇帝用人不疑，其果敢豁达的心胸不得不令人佩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任用的疏者，甚至“昔仇”也“洞然不疑”。
帝王使用故旧，不足为奇，能兼而信用新进则为数不多。太宗皇帝信用新进才士不亚于心腹故交，尤难能可贵，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仇”魏征。
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李建成收用，魏征曾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
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才华出众，不报私怨，出以公心，反而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历代帝王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太宗皇帝对魏征的信任不亚于房、杜，魏征亦不负太宗皇帝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难怪太宗皇帝在一次赏月夜宴中说出：“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的得意之语。
其四，不计出身，汉夷并用，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太宗皇帝则针砭古人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倾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
史实证明，太宗皇帝对夷族名将贤才亦倾心信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见闻”，深为太宗皇帝器重。
贞观十四年，唐军出征高昌，太宗皇帝以阿史那杜尔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
此外，还有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太宗皇帝授职左领军将领，太宗对夷族将领的信任，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
君主选用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殊为多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
太宗皇帝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同时也不放过用才能的士族地主，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
如太宗皇帝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用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更优越了，韦挺、魏征等均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帝王从官中选官，并不稀罕，但把网罗人才转向明间，则为数不多，太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竟条条默合旨意。
太宗葚感蹊跷，因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神来之笔及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据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才士，随即宣旨召见，虚位以待。
当马周迟迟未到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是何等的思贤若渴。
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受官门下省，最后累官至中书令，马周的发迹可谓奇矣，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籍恩赐，全由太宗皇帝求贤心切，慧眼识英，才发现了一代奇才。
若无太宗皇帝自任伯乐，像马周这匹良骥也就湮没无闻。
后世欧阳修对此议论道：“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
粗粗一看，似乎马周发迹很偶然，然仔细推敲，由于马周有“王佐之才”，适逢“伯乐”太宗皇帝，故马周能鲤鱼跃龙门有其必然性。
最后，有容人之量，太宗皇帝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皇帝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当然纳谏之后，执行不执行放在一边，可就算是作秀，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几个皇帝能够做到他这地步的。
太宗皇帝不但以他高瞻远瞩的武功谋略打下了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盛世”。
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人才观和积极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若没有太宗皇帝的知人善任，就不会有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太宗皇帝的用人之道，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忽视。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百废待举，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有大批的人才，以适应天下大治的需要。
而
（本章未完，请翻页）全国统一，疆域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比较宽广，这也为太宗皇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的条件为太宗皇帝提供了卓越用人的可能性，而其雄才大略的品质，虚怀若谷胸襟，则是其个人因素对历史的积极影响。
这两方面造就了太宗皇帝卓越的人才观和善用贤才的用人之道，难怪后世有人说：“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