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
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皇帝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
太宗皇帝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纵观贞观一朝，不难发现太宗皇帝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皇帝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
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太宗皇帝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
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太宗皇帝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
薛琰对李承乾所说的那些话，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他褒奖前隋炀帝，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李家得皇位不正，这等罪名，就算是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薛琰还真的害怕，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表彰他一番，然后找个机会，就将他给ko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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