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承乾离开之后，薛琰在家里担心了好些天，他甚至都做好了，一旦太宗皇帝龙颜大怒，让他人头落地，就再穿越一次的准备。
倒不是薛琰以小人之心多君子之腹，关键是，这次他极有可能惹恼的可是华夏历史上，厚黑学的集大成者。
后世之人都说太宗皇帝是一代圣君，就像人们都说隋炀帝个昏君一样，剥开历史的迷雾，再去分析的话，往往能够得到不同的答案。
薛琰前世是个爱较真的人，所以经过他的分析，人们交口称颂的太宗皇帝，在他看来，却并非那么完美。
首先，太宗皇帝身上有一个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那就是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他一箭射死了自己的亲哥哥李建成，并且纵容尉迟恭射死了他的亲弟弟李元吉。
同时，太宗皇帝还派手下杀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结果还是因为尉迟敬德竭力反对，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当尉迟敬德带着士兵来到武德皇帝李渊身边的时候，武德皇帝的命运也已经确定，三天后，太宗皇帝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两个月后，武德皇帝退位，太宗皇帝登基。
在登基之后，太宗皇帝做过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修史，所谓的修史并不是命史官记录前朝历史，而是命令史官交出起居录，要求亲自查看。
后世人们所知道的，李唐皇朝的建立，几乎都是太宗皇帝一个人的功劳，甚至连武德皇帝起兵，都是太宗皇帝撺掇的，但事实上，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
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太宗皇帝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太宗皇帝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按照太宗皇帝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太宗皇帝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
（本章未完，请翻页）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皇帝的精心策划，而武德皇帝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这样，太宗皇帝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太宗皇帝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在太宗皇帝的授意下，史官们把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后世的欧阳修说太宗皇帝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
太宗皇帝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
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希望确保史官的**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
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
可以说，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太宗皇帝这里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
当然，违反史学制度，擅自查看，更改起居录，只能说太宗皇帝私德有亏，然而，可以营造自己虚心纳谏的好名声，则是真正的厚黑之道了。
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太宗皇帝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太宗皇帝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
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太宗皇
（本章未完，请翻页）帝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
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皇帝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皇帝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
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所以说，“虚心纳谏”的太宗皇帝，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太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