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不对人。就权利人而言，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无论是官还是为民，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统统不管，从民法的眼睛看出去，只能看得见一个抽象的人格—民事主体。既然如此，权利主体的身份就没有必要规定。一讲身份，就肯定意味不平等。因此，不管是谁的所有权，在民事领域看得见的是财产权利，看不见主体身份。所以在民法上不应该有这种分类。
上述的物权法设计，就是绝对扁平化、完全无差别化的方案，外衣是物权法的，内衣是财产权法的。这样的体例，是结合了物权法和财产权法的双重特点，类似于德国等西式物权法的内容，但与社会主义的物权法相去甚远。在保护财产权方面，最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因为国家、集体的优先权与排他权的棱角磨平了，与私人完全平起平坐了。
上述意见没有被立法决策人采纳，故转而采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的意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权法》，就是在王先生的版本上修改而成的。这是物权法派中的第二个派别。这一派既承认平等保护，又提倡区别性保护，却没有保证进一步规定到“重点保护”国家、集体的财产权。抄袭现成法律的多，开拓性法律内容不足。总体上还是折中主义的立法思想，他心里上以为这样是都不得罪人，实际上是“得罪”了那些公权私化者和私有化者。由于受到立法决策者的支持，一些反对派不敢对他进行正面交锋，只能是旁敲侧击式地讽刺他。
物权法派中的第三个派别是争论得最厉害的。说他是站在风口浪尖上或者潮流的漩涡中，一点也不过分。北京大学一位专家学者认为，物权法没有按照宪法规定立法，没有体现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有人利用物权法来保护他们的非法财产，企图开历史的倒车等等。他声明，本人从来没有反对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坚决反对来路不正、来路不明的财产。他认为，只有重点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权，私人财产权才能得到可靠的保护。而且，在法律地位上，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不能同等对待。
他提出“物权法草案违反宪法规定”和要求推迟通过物权法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社会的轰动效应。这就引起了物权法派的第二派和其他派的强烈抗议，导致物权法推迟一年多才通过。由于他的言论社会影响很大，甚至于导致委员长******同志的亲自接见，与他促膝谈心，消除思想隔阂。
对于推迟通过物权法的问题，现在只能一分为二的看待。倘若不推迟通过，那么现行的物权法只能停留于第4稿的水平。但是，现行的物权法已经是第8稿的水平。
对于物权法草案已经经过了十几年漫长的等待，永远拖延下去也不是个事，法律资源浪费和机会损失也是有的。物权法相当于民法中的一种母法，这个**未颁布实施，其他法律也不能跟进。譬如，不动产的统一登记法，土地登记办法，股权质权、基金份额质权、知识产权质权等特种质权也需要物权法颁布之后跟进。
物权法派中的第四个派别，是私权神圣派。利用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形势，抵销公权神圣的原则，阻止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和“保护国有资产应不受时效限制”等重点内容添加进物权法，使得物权法未能与宪法、民法通则保持一致。
物权法派中的第五个派别，是物权法为私法派。这一派实际上与上一派是一伙的，但比上一派更加厉害。他们的逻辑是：“民法是私法，物权法是民法，所以物权法是私法。”以此逻辑来证明物权法只能保护私有财产，不能保护公有财产，并批评现行的物权法是不伦不类的。
究竟其实，所谓民法中的私法，于继承法、婚姻法可以肯定是私法。至于合同法、担保法还不能肯定完全是私法，债权关系、物权关系的主体涉及到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私人企业等。公共企业可以作为民事主体看待，但民法与公法有所联系，有时候需要利用特殊的民法来正确处理他们的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的物权法，肯定是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四合一的法律，与西方国家的物权法也是不一样的。再说，全民所有制之“民”是大民，私有制之“民”是小民，前者可以部分归入民法，后者可以全部归入民法。
西方每个国家都有国营企业，也会参加经济活动和财产权运动或者物权运动，说西方国家的物权法不适合全民所有制的物权关系是假的。假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物权法对国营企业无效，那么，就应当另外制定“国营企业物权法”，事实上没有“国营企业物权法”。就这一点就证明了西方国家的物权法，根本不是什么“私法”。
以德国物权法为例，第1章占有，第2章土地权利通则，第3章所有权，第4章地上权，第5章役权，第6章先买权，第7章物上负担，第8章抵押权、土地债务和定期土地债务，第9章动产和权利质权。里面未提私有制与公有制，但并不能说明已经完全拒绝了公有制的参与。
每个国家的国营企业是双重性权利主体的，对内是公有制经济并与私有制经济加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