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废止资金使用的行政拨款制度，改行资金有偿使用的借款合同制度，因而注意到担保物权制度的作用；因改革国有土地使用的行政划拨制度，实行国有土地出让的有偿使用制度，发生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要求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和权利类型。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和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债权问题，原因是担保物权制度的缺位。至90年代初，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已就承认物权概念和制定物权法达成共识，并于1993年开始起草担保法，于1995年通过，1996年施行。担保法规定了包括一般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动产质权、权利质权和留置权的担保物权制度，为保障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回避融资风险提供了有效手段，对于防止三角债和减少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担保法的制定和实施，也为采用用益物权制度规范土地使用关系、为物权法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立法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法学界深受鼓舞。许多中国学者自发地组成许多课题组，自筹经费开始了编撰民法典的工作。1998年至2002年，中国出现了数个学者的民法典立法方案。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此时受到立法积极分子们的鼓动，决定将民法典的规划从2010年提前到2005年3月，并且于2002年编制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到当年10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有关部门和法学教育研究单位征求意见。
民法草案分为九编，即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共1209条。
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通过为宜，当前应当抓紧制定物权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列入了民法草案中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早在1993年，立法机关启动民法典的立法日程，决定尽快起草物权法，并且采取制定单行法的办法，分别制定民法典的各个部分，最后编纂为完整的民法典。因此，启动了《合同法》和《物权法》的起草工作。1999年完成《合同法》的制定工作之后，《物权法》的起草进入实质性阶段。2001年，在专家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基础上，立法机关提出了《物权法草案》，开始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此后进行了多次审议。
〖问题与争议〗
第一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是中国社科院梁慧星先生受法工委之托而主持起草的。对于物权法中一些重要内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明教授持有异议，其中包括是否要在物权法上把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作为三种所有权基本类型加以规定的问题。立法机关觉得王教授的方案很有道理，于是决定由他主持起草第二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所谓《物权法草案》，就是在第二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梁先生的主张，是在物权法上不区分这三种所有权的类型。理由是，物权法对这三种财产采取的是平等保护原则。民法最反对的是特权，所以，应当反对身份立法，坚持行为立法。也就是说，物权立法对事不对人，就权利人而言，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统统不管，从民法的眼睛看出去，只能看得见一个抽象的人格—民事主体。既然如此，权利主体的身份就没有必要规定。一讲身份，就肯定意味着不平等。因此，不管是谁的所有权，在民事领域看得见的是财产权利，看不见主体身份。所以在民法上不应该出现这种分类。因此，“梁稿”上财产的分类只有动产和不动产，只有根据财产本身的属性的分类，而不存在根据权利人身份的分类。
王教授的主张，认为中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不这样区分，立法本身就不能反映中国国情。他认为，不区分国家、集体和私人三种所有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绝大多数人认为王教授的观点和草案是对的，梁先生的观点和草案是值得商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特别指示“三项原则”：在修改完善物权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物权法的中国特色，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表示要将社会主义的物权法与资本主义的物权法、中国当代物权法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物权法严格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