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关系的敏感性很强，且留置权属于最高端担保物权，又需要加以严格限制，故留置权的担保范围难以明确。
鉴于法定留置权范围不能完全采用列举法确定的情势，物权法适当留有余地，给予当事人以约定俗成的选择自主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正因为留置权属于最高端担保物权，又是难度很大的担保物权，且动产财产的留置处于留置权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技术层面，才迫使众法学家们争先恐后一如既往地研究“可留置的财产”和“不可留置的财产”范围，借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
三、法理基础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法理基础，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自主权。这是一个大原则、大方向。
民事、商事、企业、特殊与普通留置权，绝大多数是以合同关系成立的，并不排除少数留置权仅以牵连关系或者非同一法律关系来成立。物权法对于抵押权、动产质权都有签订合同的专项规定，对于留置权并无此项规定。
特殊留置权中，如营业主人留置权、不动产收益租赁留置权于特定情势下，不经债务人同意亦可留置其财产。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不是孤立的原则，而是与“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相辅相成的联合原则。这跟担保法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担保法仅规定约定原则，没有规定法定原则。
当然，担保法关于“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是以明确规定的合同关系体现的。
实践上当事人约定原则与法定原则的关系，应当是如下所示。
（1）当事人约定原则不被法律规定左右的情势下，此原则独立运行而有效。
（2）当事人约定原则被法律规定左右的情势下，此原则应当服从法律规定。
（3）当事人约定原则被法律规定影响，此原则应当区分是否独立运行而有效，或者是否应当服从法律规定。
（4）基于非合同关系成立的突发性、临时性特别留置权，基本上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另作处理。
弄懂本条款的本义，不应当就民法论民法，应当放弃形而上学分析方法，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
第一，公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优于民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本条款的效力仅限于民法留置权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对于民事主体有效，不等于对公事主体有效。譬如，企业拖欠政府的税款，税务局要扣留欠税企业银行帐号的款项，当事人无权约定“不得留置”，而是无条件被留置、得留置。
第二，民事留置权的法律效力优于商事留置权的效力，本条款的侧重点在于民事留置权的规范。
同样是民法意义上的留置权，设立留置权时，民事留置权的限制性条件应当严于商事留置权。因为民事留置权的主体大多数人不是专门从事经营谋利活动的，且多数人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债务往来，且善良风俗习惯不同，能够不留置的财产尽量不留置，这种情势下，哪怕是当事人没有约定，也不应当轻易成立留置权。
商事留置权就不同了，企业与企业之间都要讲究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如果留置权的范围太狭窄，影响到经济效率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落实到位。
倘若债务人的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或者到了破产的边缘，应当允许债权人适当加大留置财产的力度与扩大留置权范围。
物权法第231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这说明了商事留置权的范围比民事留置权的范围在宽大许多。也反证了商事留置权“不得留置的财产”等受限制的条件，要比民事留置权受限制的幅度要小一些。
第三，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效力大于当事人约定的效力，法定的效力优于约定的效力。
本条款的规定，一个法定的原则，一个是约定的原则。显而易见，法定的原则是优于约定的原则的。
本文论证过的两个前提条件是：违反公序良俗不得成立留置权和违反公共利益不得成立留置权。所有这些，都是不得成立留置权的大原则。
相比之下，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法理原则，还只不过是个小原则，尽管这个原则还很实用和具有可操作性，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上述大原则相提并论。
“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不仅仅是民法（私法）的大原则，而且是特别法（公法）的大原则。
以上第一个论点，即“公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优于民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本条款的效力仅限于民法留置权的效力”，就是由“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法理原则延伸而来的结论。
四、执法要件
本法及本条款对于“可留置的财产”和“不可留置的财产”都没有采取列举法进行明确规定，尽管对于以上问题仍然存在许多法律空白点，尽管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