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传统的地役权设立生效是以合同生效为主要标志的
关于地役权，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确实是新生事物，确实有些洋腔洋调的味道。其实，民法中的许多条文设计，是从民间的自治权利方面吸收的营养，也就是说，许多成文法的规定来源于习惯法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土”的成分也不是一下子被开除掉的。地役权中合同生效，应当是很老土很老土的一种形式，在经济转型时期依然是相当管用的土办法。
地役权的种类繁多，大小不一，地役时间长短不一，反正都是参差不齐的土地利用权，不排除某些地役权登记的意义不大。如农村田园地役权、城市临时建筑的地役权，短的二三个月，长的三四年时间，地役权人觉得有了合同保驾护航就可以了，对于地役权登记就不那么专心了。
对于大多数未领会过物权法的人而言，说合同也懂，说登记也懂得，而对于什么是地役权的概念，多数人不懂得。多年来，甚至于多个世代以来，人们习惯于合同行事，对于土地权利登记也不怎么热心，对于地役权的概念更是陌生。这是人们的惯性力形成不利局面，对于推广地役权登记，对于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均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第三，地役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设计，是与农村的现实情况直接关联的。
众所周知，地役权的制度设计，登记生效主义明显优于登记对抗主义，登记生效优于合同生效，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比“两条腿走路”的制度好。理论界也倾向于登记生效主义和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但权衡轻重，权衡来权衡去，退而其次是采取登记对抗主义。
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农村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包括地役权登记制度相当落后，许多基础工作没有做好，许多难题不容易克服。
立法决策者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地役权80%～90%都是不登记的。因此，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为了方便群众，减少成本，物权法选择了登记对抗主义，就是本条款所规定的中心思想：地役权自合同生效时可以设立，如果当事人要求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允许其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1995年12月28日发布的《土地登记规则》，甚至没有提地役权登记这项内容。2007年12月30日发布的《土地登记办法》，受到同年出台的《物权法》影响，于第3条、第37条、第46条、第55条规定了地役权的登记机关、初始登记、变更登记与注销登记，真正从法律层面重视地役权的规定，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从新旧两部不动产登记法规来看，后部法比前部法有了进步。不过，即使是《土地登记办法》，并非规定地役权登记是登记生效主义，还是登记对抗主义。
大家知道，物权法是八稿定谳的，其间经过了多次的修改讨论和漫长岁月的等待。地役权与地役权登记生效方面的条款制定，也概莫能外。
地役权登记生效主义，这在法理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大多数人是赞同的。主要理由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地役权不搞登记登记生效主义是有害的，搞登记登记生效主义是无害的
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地役权的设立应当登记。地役权是一种独立的土地利用权，能够对抗任何第三人。如果该权利不通过登记予以公示，必然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例如，地役权人和供役地权利人达成协议设立了地役权，这实际上是在供役地上设立了负担，供役地的价值将因此而减少。供役地权利人将其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在受让该土地时，不知道该土地上已设立了地役权，仍然以没有负担的土地的价值购买，必然会蒙受损失。因此，地役权设立、变动或者消灭，都要登记，只有登记才能使地役权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并能够维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本条款规定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合同生效限制条件，仍然是不够圆满的地役权生效设计制度，是允许第三人插足地役权，但第三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以上的例子讲得很清楚。并且，一旦发生地役权纠纷，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如陷入三角债一样的难解难分，对于法院判决也相当为难。总之，地役权合同生效，权利的界限不很清楚，物权保护左右摇摆，难以瞻前顾后，统筹兼顾。
2．地役权不搞登记登记生效主义违背统一的公示公信原则，会造成法理上的混乱
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地役权的设立应当登记。登记生效是一项基本原则。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以及消灭均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为要。将地役权的登记效力规定为登记对抗主义，会造成法理上的混乱。未登记的地役权只不过是合同约定的，只能对抗当事人的地役权。
以上意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推导出登记对抗主义的危害性：违反基本原则，造成法理上混乱，合同约定效力很低。
那么，全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