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年底起至1932年9月止，陈诚又陆续收编第43、59师，又将11师的副师长、参谋长、66团团长以及营、连长多人调充两师作为骨干，并拨调部分兵力补充两师增强战斗力。此时，第11师师长罗卓英也被调升为第18军副军长，副师长萧乾升任师长。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萧乾、副师长（暂缺）、参谋长叶佩高（代）
第31旅，旅长黄维
第61团，团长王严
第62团，团长曾孝纯
第63团，团长宋瑞珂
第32旅，旅长莫与硕
第64团，团长孙嘉傅
第65团，团长陈希平
第66团，团长李宴芳
萧乾，福建汀州人，字坤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早年曾在粤军中当学兵，以其才干升任排长，黄埔军校毕业后在部队与军校中都任过职。第11师成立后从营长做起累升至副师长。萧乾在11师黄埔系军官中虽有一定威望，但是与罗卓英之间关系却并不融洽。此后第11师被红军重创，萧罗之间的矛盾是其中一个原因。
罗卓英此后长期在陈诚手下任职，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军令部次长、青年军总监、广东省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东南军政副长官。逃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1961年11月6日病逝台北。1933年2月，敌中路军3个纵队约16万人，在陈诚的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于乐安、龙骨渡、金溪等地集结，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已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红1方面军此时共有7万余人的兵力，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2月上旬西渡抚河，围攻南丰。陈诚急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1方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决战。面对当面严重的敌情，二月上旬，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3、红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1纵队与第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也岌岌可危，师长陈时骥也被被俘。陈诚在临川得到两个师被伏击的消息后急令11师增援。第11师在佛岭坳与红军激战一天后，其所属31旅63团终于救出了第59师的175旅残部。
然后陈诚从新调整部署，命令第11师西进黄陂，准备与友军第5、第9师相配合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可是他未曾想到，红军早已调集部队设伏，要把他的起家资本第11师彻底消灭。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1及第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3月20日，第11师由黄陂向南推进。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时至黄昏，11师所属部队占领草苔冈以及附近高地。与此同时，奉命指挥11师的第1纵队司令罗卓英通过各部战况分析，认为红军极有于在二天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第11师所处方位过于突出，形势十分不利。但是由于